《人才》报始末及其因缘.docVIP

《人才》报始末及其因缘 ■ 汤海山 1992年10月，我进入吴江人事局工作，去蒋蕊娟局长那里报到时，接受一项出乎意料的工作，便是创办一份与人才有关的报纸。 当时的她也许和我一样，还没有意识到她已经在书写中国人事史上的新生事物。撤县设市不久的吴江，刚刚完成了一次全国率先的创举：打破身份、学历等界限考录一批国家公务员，把一扇沉重厚实的传统之门推开一道缝隙，我以一介高中学历的农夫，得以参与这场竞争，在倏忽之际，闯进了叫做机关的神秘围墙里，成为一个“改革的产物”。 人类文明海洋的堤岸，是用智慧与才能筑造的，但评价人们思想与行动能力的标准，却从来似是而非。这种以能力为标准的考录办法，在理论上早已不新鲜，而具体执行至今仍有诸多禁区，足见这次改革的超前程度。在这样一个以人为本、具有改革勇气与创新思维的人事部门，诞生一份不同于众的全国唯一的人才报，自然是不奇怪的。 事实上，这就是《人才》报行世的背景。这段交代并非故作议论的闲笔，不但是《人才》报的成因，也是我与《人才》报的因缘所在。 在《人才》报的灵魂里，贯穿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才的精神，所以能在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确立崭新人才标准之前十年，就预言了人才能力时代的来临。它站在人才工作认识与实践高度上，因此，后来俨然成为人才思想与观念交流的桥梁，全国人事系统瞩目，从部长、厅长到基屋人事局长无不赞赏，也自然在情理之中。国家人事部张学忠部长多次询问起这份报纸的情况，直到调任四川省委书记依然是它的读者。时任江苏省人事厅长的孙长贵，把每期《谈人说事》专栏的言论文裁为剪报，夹到台板下，依次更新。 创刊前，蒋局长已经领导吴江人事工作，开创全省以至全国人事系统多个理论和实践上的“第一”，具备了首创《人才》报的条件和空间。当她把具体操办的任务，像一道实际工作的试卷交给我这个新人时，这种胆识和信任，任何时候回想起来，都是终生的感动。我虽然是闯五关过来的考试优胜者，但用当时学历加职称的成才条件衡量（至今仍是主流意识），我算不得人才。 由一个不是人才的人，来做《人才》报的事，难免有点怪异甚至是讽刺的味道。 我久居乡野，自创自编过诗集，具有文学与新闻各种文体写作及数万册书籍阅读的经验，似乎便是为创办《人才》报所作的文化准备，我想若以读书而论，这点积累，或许抵得上一个本科生读过的几十本书厚度吧。然而，领导对一件单位公众作品的要求和期望，是否能担当得起，连我自己都有疑问。尤其遇到不可避免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及工作方法磕碰时，她的天平所能允许和支持的刻度是多少，将直接决定这件作品的形式与内容。蒋局长为这张报纸破例成立了一个与其他科室并行、且拥有一些特权的内设机构－－《人才》报编辑室。我长期是它的专职或兼职负责人。后来《人才》报能持续十年之久，不仅创下一个小报创办史上罕有的时间记录，而且在中国创造了一份珍贵的人才工作文化，这是一个组织保证。 世上报纸形形色色，但说到底只有两种，好看的与不好看的。好看的才可能有用，不好看的即便有用，也可能无效。好看同时又有用的报纸，就要想他人所未曾想，言他人所未曾言。人人能做到的不做，人人会说的不说。就叫独特。创刊之初形成的“写人才、人才写”的定位，十分有效地避免落入“工作简报”的套路，超越地域和圈子，把目光投向里里外外来来往往的人才身上，成为一以贯之的编撰方针。 查阅钱国樑上将信札，他给创刊号的贺词，落款日期是1992年12月1日。说明我报到人事局一个多月后，已经完成约请他题辞的工作。时任解放军某集团军军长的钱将军，是从在国外军事考察回来的当晚，为《人才》报写那封热情洋溢、如同文论的贺词的，创刊号刊登全文及部分手迹。我同时请他的小学老师、我唤作公公的钱万祥先生，写了一篇人物散记，编排在专门开设的《名人画廊》栏目。又邀在非洲工作的一位朋友，撰写吴江人在坦桑尼亚工作与生活的文章，辟为《海外来鸿》。这期创刊号奠定了之后的全部基调，在品位、风格以至方法上，树立了一个版本。更重要的在于，创刊号已经在吴江与国内国外、家乡与吴江籍英才之间架起了桥，形成了它此后最为显著的特色和最为独特的作用。 朱通华先生誉之“吴江人心心相通之桥”，丁浩先生说成“乡情之桥”，杨嘉墀院士称为“把我们与家乡联系在一起”。这是后话了。 当时，吴江还没有市报，来自家乡和来自外面吴江人的信息，就在《人才》报上交汇。钱将军是第一个给《人才》报给予支持和鼓励的吴江籍高级领导，此后，在他担任济南军区、沈阳军区司令员期间，仍始终给予热情的关怀，不但多次在家乡和外地会见、接待蒋主编和我，经常通过电话、书信进行交流，更不时惠赐诗文、题词。1995年，我从济南拜访他回来后，完成了《钱国樑：望断硝烟》长文，把他神秘的军旅生涯和事迹，全面介绍给家乡人民。后来，他还信任地把自己的一部诗稿，交由我编辑、书序。 费孝通先生在家乡的活动及其学术思想，给《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