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国宜有大作为.docVIP

全球治理，中国宜有大作为 　　特朗普当选带来的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把握得好，机会大于挑战。中国亦大有作为。 　　在竞选阶段，特朗普已经明显表现出明确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倾向，他的当选很快令美国正在和不同国家进行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失焦。奥巴马政府11月10日放弃了颁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所有希望。美国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表示，确定不会在2016年年内议会上提交TPP法案。而此前媒体报道，有一份多达21页的特朗普过渡团队内部文件显示，特朗普政府将在上任100天内放弃TPP。欧盟也表示不寄希望能与特朗普的新政府谈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很明显，美国主导下的自由贸易体系正在面临随特朗普当选而来的一阵冲击波。整个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自然也成了国际财经界的热门话题。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竞争。世界上现在拥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及治理体系是二战结束时由美国主导建立，在战后几十年里由西方世界主持逐步健全完善的。近些年，随着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理论破产，全球治理出现了指导思想的空白和混乱。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贸易连年下滑，投资大量减少，债务危机持续发酵，金融风险不断积聚。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新思路、新模式，各国对西方治理思想、治理模式丧失了信心，均感到困惑和迷茫。全球经济原有增长方式、治理模式动力耗尽，失去生命力，人们开始思考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治理“失序”和“碎片化”问题，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欧洲人在1990年提出并推广了全球治理概念。其背景脱离不了全球化的深入广泛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如金融危机蔓延，贸易摩擦增多，移民和地区冲突突出，跨境水资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严重。人们开始认识到全球化的时代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需要同舟共济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零和思维逻辑显然不适合全球化时代。而在此前的选战中，特朗普将TPP称为“灾难”，其主要经济顾问纳法罗等人则表示，美国不会再次为了外交政策而牺牲美国的经济利益，譬如通过TPP，“这些贸易协议只起到了削弱我们生产能力的效果，也削弱了我们和盟友本身的防御能力”。可以看出，美国并不准备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不想干自己感到开始吃亏哪怕是过去一直获利的事。TPP的前景转为黯淡并非孤立事件。环顾今日世界，全球化似有退潮的趋势。英国“脱欧”，除了给英国、欧盟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无法准确预估的不确定性外，它还意味着已艰难维持多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到了一次不可逆的重大挫折。与此同时，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在一些国家获得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而上台，德国民众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些政治生态的变化削弱了对于全球化的政治和民意支持，影响了全球治理体系包括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的正常运转。 　　近五十年来，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为例，就预示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工资之间的不断靠近，同时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和发达国家整体而言均有益，但是在收入方面，的确会产生输家，而赢家应当做好准备补偿这些输家。譬如在签署“北美贸易协定”（NAFTA）时，美国曾为有可能受到冲击的蓝领准备了一系列包括重新上岗培训项目在内的补偿措施，原本是可以把这种行为放到更大范围中去实施的，但实际上并没有。“政府在面对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问题上，并没有进行足够有效的财富转移”。这其实正是美国和欧洲一些民众支持赞同特朗普等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真正根源。 　　全球化退潮势必会影响中国经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延伸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是国际社会经过战争洗劫形成的共识、探索出来的模式，其治理结构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正如许多中国高层政府官员此前所言，中国是现有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WTO等关乎投资与贸易的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这些体系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开放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当下和未来都至关重要。 　　近几年，中国迅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壮大，这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历史时间上同步发生，产生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大趋同，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也推动了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中国2008年在G20平台上充分发挥大国作用，进入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圈，中国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2016年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成绩斐然，吸引全世界的眼光，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角和引领者。11月20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利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面向未来开拓进取促进亚太发展繁荣》的演讲，获得了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