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中国文学几个关键问题.docxVIP

浅谈20世纪中国文学与国民性问题 国民性问题的内涵 “国民性”这一概念，欧美盛行于前，从欧洲传到日本，再传到中国。所谓“国民性”，是指国民共有,并且反复出现的心理行为结构、价值体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超阶级、超地域的普遍心理状态和文化性格。国民性包含国民的政治意识、自我意识、价值观念、社会交往准则、最普遍的个性素质、心理特征等。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国家有国家的性格。作为对民族国家性格的一种现代性描述，显然它是在“民族”、“国家”、“国民”等意识和概念被定义之后产生的，带有民族和国家性格的双重性。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民族最主要的内在特征，正是国民性，将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性，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它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 二：国民性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动机。 关??国民性问题提出的讨论，肯定是逃不出“五四”以后近一百年来的路数和框架，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在探寻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原因时，先后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先是觉得技和器不如人，主张师夷之技以制夷，办厂开矿买轮船；甲午战败，买西洋人的船被东洋人打败，才知道洋人不仅技和器先进，政治体制、政治制度也先进，于是，要变法，要维新，要搞教育，从戊戌到辛亥，除了打倒了皇帝，中国没有什么改善；最后落实到人，看到了中国国民所存在的问题。鲁迅也说：“最重要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只有具体到对国民的关照，才能使国家逐步步入强盛的轨道。如果没有健全的个人，所谓人民是不存在的，人民只是一个空壳。鲁迅曾经感慨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 改造国民性问题能引起众多作家的自觉关注、并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着内在的联系。 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就在开启民智上起到重要作用，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祖辈、父辈直到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那里寻访到思想进步和变迁的明显痕迹，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完全无可争辩。然而，国民根性具有高度的稳定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都不容易改变。对于古老的传统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国民性的改造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而是好几代人的事业，它的成功并不能定位在某一项具体指标上，而是体现在人们不断进步的思想变化中。当然，国民性改造的决定性作用还有赖于环境的改善，而文化改造的作用就在于营造气氛为改善社会环境作出铺垫。 三：20世纪文学与国民性改造问题 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示范效应作用之下开始了它的现代化之旅,中国文学也在启蒙与救亡双重期待中产生裂变与转型。文学作为启蒙工具,其首要的价值目标就是改造国民劣根性。改造国民性问题，可以说是随着近代文学的发轫而提出的。改造国民性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与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潮有着内在的联系。从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思想解放这三次启蒙高潮中抽取以“改造国民性”为主题的经典文本进行切片分析，会发现该话语在奠基、展开和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错位性。 中国思想界对国民性的注意始于戊戌变法前后。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严复提出“三民”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批判中国的国民性：“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他的的《原强》就强调“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乎人心风俗之间”。新民,即国民性改造,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20世纪初叶中国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的中心话题,也是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中心话题。梁启超指出，“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今日之最重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宣扬“君主立宪”，并且对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做了自己的思考。他的“新民说”系统论述了改革国民性的问题。他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邹容的《革命军》、署名壮游的《国民新灵魂》等，都是集中针砭国民性弱点的重要文献。而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赂》中也强调，“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到“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被摆到了头等重要的位置，国民性的研究形成了高潮。周作人提出“人的真理”和“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旧礼法、旧道德和旧文学，强调讲人道、爱人类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陈独秀则明确指出，“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李大钊、胡适、沈雁冰等，也无不关注这一问题。当然，着力最著、影响最深的还是鲁迅。鲁迅的创作最集中、最深刻、最鲜明地体现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继鲁迅之后的乡土文学和叶绍钧、老舍、张天翼、乃至大多数现代作家的创作，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体现了这一主题，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思想特色。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反思的热潮和高晓声农民题材作品的出现，这个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也不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