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历史音韵研究若干问题.docVIP

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 麦 耘( 摘要：本文围绕梅祖麟和郭锡良的文章提出一些想法：梅说王力的古音学不属上古音研究的主流，这说法是错误的；王力不用谐声材料研究上古声母是其缺失；汉藏语比较研究与汉语上古音研究相结合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对郭针对潘悟云提出的批评，有必要进行辨析；要提倡敢于突破传统的、开放的学术观念；应正确认识学术态度上创新与谨慎的关系；应净化学术批评的空气。 关键词：主流；；；； §0 2002年的年中，在汉语历史音韵学界发生了一场论争。事缘于2001年底，梅祖麟先生在香港一个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的演讲 (以下简称“梅文”)，2002年4月, 此文的电子文本被贴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术论坛”网站 (/bbs/) 的“汉语语言学”栏里，引起了相当激烈的反响。笔者曾在此网站上以“zsu麦子”的网名对此发表了一些看法。6月、7月和8月，郭锡良先生分别在南昌、乌鲁木齐、石家庄的三个学术会议上提交了同一篇文章，题为《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郭文”)，对梅文作了回应。在南昌会议后不久，郭文也贴到了北大中文论坛上。笔者也在网站上就郭文提出的问题写下了一些文字，并与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网友进行了有意义的交锋。 9月，郭文刊登于《古汉语研究》(长沙) 总56期上。差不多同时，梅文也发表在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美国) 第25卷第2号上 (不过笔者没读到，本文依据的梅文是网上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 笔者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在网上发表过的意见重加整理、修改和删削，再作一些补充，正式发表。不过本文不打算对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所有问题作全面的讨论，仅是想谈谈读了这两篇文章之后的一些想法。 §1 梅文最激起争议的是其“主流”之说。 梅文说，李方桂、董同龢等先生的学说是上古音研究的主流，王力先生则不是，理由是：(1) 王先生研究上古音时不用谐声资料，(2) 王先生也不用汉藏语比较资料，(3) 在王先生的上古声母构拟中没有复辅音。 这3个问题将放到后面讨论，这里先谈一点：学术主流指什么？20世纪汉语历史音韵学的主流是什么？ 可以根据朱晓农先生[1]提到的“范式理论”，把“学术主流”定义为“在常规科学时期，合乎学术界公认的范式的研究工作的总和”。朱先生把顾炎武之前的音韵研究划为“非常规科学”时期，而从顾炎武之后，为“常规科学”时期，因为顾氏为乾嘉学派树立了一个研究范式。顾氏开创的古音学是有清一代音韵研究的主流，而与顾氏同时的毛奇龄，他的那一套理论没有成为后世研究者遵循的范式而流传下来，所以毛氏不是主流。 20世纪初的章黄学派是乾嘉学派的继承者。清代古音研究成就之高至此已经到了没法突破自己的地步，换句话说，路已经走到头。这时恰好碰上了“五四”，在整个社会的破旧求新、学习西方的风气带动下，古音韵学界也开始追求新的范式。正好来了瑞典人高本汉，还有其他西方汉学家，带来了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同时结合中国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开创出新的主流，是为另一个常规科学时期。 顾炎武的范式是什么？大致说来，是理性的系统研究 (与感性的、无系统的“叶音说”相对立)、“音有转移”的观念（这两点都是顾氏前有所承而有所提高的）以及“离析唐韵”的方法。清代重要的古音学家都在此范式之下作出了自己的卓越成就，如江永和戴震的审音、段玉裁的谐声研究、王念孙的词源学、钱大昕的古声母研究等等。 梅文在提到段玉裁和王念孙时，对段氏的“同声必同部”大加赞扬，而贬低王氏的“因声求义”，似乎两人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别。其实段、王对清代古音学各有贡献，今天的学者可以评价他们的长短，可以讨论他们的哪一方面应该继承、发扬，哪一方面应该抛弃或汲取教训，却不能说在当时谁是主流谁不是。王氏不受汉字形体的局限，循语音流转之轨，窥语义变化之迹，在当时是一大进步。用现代语源学的标准来看，他的理论和方法 (“一声之转”之类) 当然不够严谨。不过我们对古人是无权苛求的。 高本汉的范式是什么？构拟音值，历史比较，梳理音变条例。在高本汉之后，只有那些拒绝这一范式的才不是主流。李方桂、董同龢、王力等先生的研究工作都合乎这一范式，都属于这一时期汉语历史音韵研究的主流。 “‘范式’是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套工作方法，它被广泛接受而又留下许多有待证明（证实或证伪）的问题。”(朱晓农[1]）在同一范式下的研究工作也常常会对具体的问题产生不同的观点。看来梅文是把在同一研究范式共同体内对有待证明的问题的不同观点看成为不同的研究范式了。 具体地比较李方桂[2]和王力[3]的上古音构拟，可看到有同有异。先秦韵部王氏分29部，至战国时期增一部为3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