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与际遇.docVIP

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与际遇——北航法学院“中国法学大讲坛” 系列讲座之一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讲演人：中国政法大学 江 平 教授主 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主持人：北航法学院 龙卫球 教授地 点：新主楼 会议中心 第2报告厅时 间：2007年11月21日晚我很高兴今天来北航法学院做讲座。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还有这么多老师，还有这么多记者，有点诚惶诚恐。龙卫球教授让我头一个就来讲关于法学教育。在七十岁的时候，我在自己的文集里说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读了多少书，也没有写了多少书，不像龙卫球教授，不像在座的很多中年的杰出学者，著作等身，但我说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在这方面做了点工作。我个人的法律学习经历很有些意思。我1948年考的是燕京大学的新闻系，燕京大学是原来美国教会办的，司徒雷登当过校长。司徒雷登一辈子在中国搞教育，最后当了美国驻华大使，正好碰到美国政府在中国的政策失败。我考进燕京大学是想学新闻，新闻的性格是自由奔放，新闻工作者是“无冕之王”。但历史很巧，我工作以后，国家派第一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就派我去学法律。我们刚去的城市是喀山，列宁曾经在那里学法律。当时在喀山只有3所大学有中国留学生，1所是喀山大学的法学院，1所是喀山航空学院，还有1所化工学院。我们1951年第一批公派到苏联去的留学生500人不到一点，学法律的大约有10人差不多，占到了50分之一，文科里面有学经济的，学新闻的，应该说学哪个专业的都有。后来，我转到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6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我就到了那时的北京政法学院，应该说一辈子都卖给了北京政法学院（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我很羡慕在座的不少从其他大学来的老师，你们一生换了很多工作岗位。从1956年毕业至今，我已从事了51年的法学教育，当然这51年里也有辛酸，从苏联一回来我就被划成右派了，从划右派到摘帽一共22年，但后来到现在有了29年的顺境。中国的法学教育，我觉得从历史发展来说很值得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的时候，我们的法学教育应该说还是很不错的，在主要的综合性大学里面，都有法律系，无论西南联大，无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过法律系，燕京大学也曾经有过一段。但是1949年革命胜利，建国以后，我们的法学教育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首先，是1952年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最大的特点是学习原苏联模式，将综合大学中的许多学科都分割出来单独成为学院。其中，包括专门的政法学院如北京政法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当时叫航空学院，也是主要从清华大学的某一个系中分离出来的。这样的话就变成一种单一性的思维了。工科就是工科的思维，工科不知道文科什么思维，反之亦然。其次，建国之后的前30年，我们国家逐渐走上了一条萎缩文科、排斥法科的道路。国家在刚建立的时候培养人才还是一个全面的考虑，但是已经有了倾斜，当时派到苏联的留学生主要是学理工科的，尤其是工科，因为中国当时急需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但是文科依然占了适当的比例。但是，后来我们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偏向，彻底的重理工轻文科，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甚至文科学院都关闭了，法学院基本上都停了，只留了一所。单一的思维这是最可怕的。国家的治理需要各方面的人去治理。我们很高兴看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做到文科和理工科同样并举。但是在国家重视的情况下仍然还有不够满足的地方。为什么理工科就有院士制度啊？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还没有这个制度。文化大革命以前，从我们国家的教育的发展也好，研究的机构来看也是一样，我们的科学院里面也有相应的文科学者，如郭沫若这样的学者在当时其实也是院士。从我们治国的人才来看，我们也在逐渐从理工科为主走向也重视文科。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是职业革命家，第二代我们常说是工程师治国，因为差不多都是理工科毕业的。到了17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学文科的常委，或者说有两个是法学博士或法学学士。现在的综合性大学，越来越有不同的各种学科容纳在一起。为什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它自己特有的擅长的航空航天的工科的基础上要发展人文科学，要发展诸多门类的文科专业呢？我的理解就是文科专业和理工科专业的思维方式、性格、方法都有所不同，所以应该采取互相结合的路子。我认为，综合大学里面兴办法学教育，这才是一种好的模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法学教育在办学体制上今天有了很大的进步。下面，我想谈谈对中国法学教育内涵的理解。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需要和什么打交道呢？我想，可归纳为四个：学法律，第一个要会跟法律打交道；第二个要会跟人打交道；第三个要会跟治国打交道；第四，我们现在学的法律是在市场激烈竞争下，法学教育、法学人才的培养也在激烈竞争中，所以我们还需要放在一个职业化市场的环境中考量。我想，从这四个方面，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