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原本就是戏剧的歌唱.docVIP

《白鹿原》原本就是戏剧的歌唱 　　“你看我像不像白嘉轩嘛？” 　　和大多数《白鹿原》读者一样，阅读是易立明同作者神交的肇始。上世纪90年代初，他还住在东总布胡同60号中国作协的宿舍，这间小平房之前的主人，曾经在这里创作出剧本《绝对信号》，“我搬进后打扫庭除，一不留神卖掉了他两大包手稿。”易立明笑着说，小说《白鹿原》第一版也就是现如今在棺椁中为陈忠实当枕头的“老头版”彼时风行全国、一时纸贵。躺在铁架子床上，易立明用几个通宵翻完了它。 　　“开放”与“解放”是他看完后最大的感触。前者对于其时30岁的他而言是一种“男人阅读的私体验”，“在田小娥住过的窑洞上，白嘉轩执意要建一座镇妖塔，这样的描述反打在脑海里呈现的造像，那个年代读过弗洛伊德的人都明白”；后者则让他对家国命运的轮转有了“启蒙般的反思”，“小说反映了革命，这个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关键词对乡土文明的冲击，但有一点很吊诡，历史的激流下似乎有条暗河，城头变幻大王旗，有些个超稳定的结构一直存在，那便是这个民族根性的东西。” 　　而见识这个“根性”的东西，则是2006年北京人艺排《白鹿原》话剧，陈忠实拉着彼时的舞台设计易立明两上白鹿原，“我们还住了一个晚上，那时白鹿原和小说描写的几乎一模一样，不似现如今到处是二层小楼房。陈忠实去哪家拜访敲门就进，就像走亲戚。村民待他更像是大家长，到哪都是锅里有啥吃啥，也没见他付过钱。”易立明回忆说，陈忠实在一户人家厅堂正中看到把太师椅，二话不说就坐上去，翻回头哈哈大笑，“立明，你看我像不像白嘉轩嘛？” 　　“多么地自在，呙也！” 　　“‘大家长’是个老好人。”易立明说这十余年来《白鹿原》被各种艺术形式介入改编，但不管是耳闻还是目睹，“老人家从来没因为别人动了自己的作品，就要说点不同意见。有时候在饭桌上几杯西凤下肚，点燃支雪茄，陈老师就一句话，‘好得很！’”这反而给他一种无形的压力，小说太宏大了，人物线索太多了，而且“小说是时间艺术，作者怎么写，读者心里各自还原出他认知的场景就好了。可电影，话剧，歌剧不一样，这些是时空艺术，你得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故事”。 　　“舞台作品如何去改编文学作品，我认为以前大家那种用情节去套的方法是错误的。小说的艺术形式是独特的，是不可能代替的。我们只能够找到小说最终想要表现的那个内涵，以那个内涵为目标，也就是落在裹挟进大时代中小人物所承担的苦难这个点上。”易立明说，在他此次戏剧冲突的切入点是鹿三一家人的命运，“小娥和黑娃也是鹿三家的人，通过这一家子的命运来折射出小说里面想要反映的民族命运。我觉得小说构建了这么多情节说到底是想讲我们整个民族在这一段历史中所受到的震荡与苦难。” 　　故事线有了自然纲举目张，然而与电影和话剧更有不同的是，易立明此次要用“音乐来推动戏剧发展。”西方观众进剧场看歌剧，故事早烂熟了八百遍，主要是听角儿一嗓子，但歌剧在中国发展不过百年，不可能要求观众进了场闭着眼睛听戏文。 　　歌剧《白鹿原》是三幕剧，第一幕一开场便用竹笛和琵琶烘托白鹿原的辽阔与苍茫，紧接着加入民族打击乐渲染出情节的跌宕起伏。“老实讲，西安人民剧院并不是个适合演歌剧的地方，所谓的乐池也盛不下整个乐队。台上换景也非常麻烦，但些技术问题等到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就不是问题了。”不过根据记者当时在现场的观察，西安观众对当地剧场的条件似乎完全不以为忤，演员谢幕时掌声、呼哨声此起彼伏，不少人甚至挤到台口要和黑娃、小娥们拥抱握手。 　　观众“疯了”，创作者才能长出一口气，“写小说肯定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不能言说的东西，比如一种不能言说的痛苦作者没法直露地表达，但当音乐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这种痛苦就被释放，甚至是宣泄出来，这正是歌剧的魅力。”歌剧《白鹿原》第三幕偏重抒情，易立明这回没有搬出华阴老腔的条凳木块整一出人嘶马鸣，他请来一位秦腔花脸，站在垂下的纱幔之后慨然而歌： 　　“白鹿，白鹿，白鹿原上的白鹿。 　　它悄然地来，悄然地去，多么的自在，呙也！” 　　呙也，关中名词，形容人兴奋时的呼号。 　　QA 　　Q：由经典的小说文本反观到此次歌剧形式的呈现，能不能谈谈你的野心？ 　　A：我认为80年代初的文学和90年代初的文学是不太一样的。90年代初的文学不是伤痕文学，一些事情发生了，让我们的作家可以真正地站在中国历史和民族的高度，超越历史悲情地去反思历史。陈忠实老师的超越也是我此次在歌剧中力图去还原和呈现的，当然环境有一些限制，还是把着眼点放在了封建和自由的这个冲突上。就像是《静静的顿河》，它既不是“遵命文学”，也不是《日瓦戈医生》，小说《白鹿原》也是在委婉曲折中展现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它原本就是戏剧的歌唱，所以交到我手里自然尽量想把这个剧做深刻，不想把它变成一种宣传口号，要按艺术的规律办。 　　Q：我也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