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诗性智慧与中国文化的诗性思维.doc

PAGE 12 PAGE 11 引譬连类与诗性思维 ――从先秦用诗看中国文化诗性特征之形成 杨子怡 作者简介：杨子怡，男，1955年出生于湖南省新邵县。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苏轼研究会、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国际《诗经》学术研究会会员。先后在湖南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学习古代文学和研究生课程。从事高校教育和科研工作达30余年。长期从事中国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化诗学等科研研究。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毛泽东思想研究》、《诗经研究》等近三十家国内外杂志和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转载，多篇获奖。出版专著《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比较研究》，与人合作主编出版《中国古代文学人物形象辞典》，与人合撰《中国古代诗苑精品》一部。主持并完成广东省十一五规划后期资助项目、广东省教育厅项目、惠州市社科项目、惠州学院社科项目共四项。教学之余创作近600首旧体诗词及赋作，其中发表150余首。 内容提要：维柯的“以己度物”的诗性思维特征与先秦用诗中的“引譬连类”思维特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借诗性思维的原理，重新解读先秦用诗的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化诗性思维形成的影响。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引譬连类、崇尚经验、天人合一、泛诗化等诗性思维特征就孕育于先秦的全方位用诗之中。 关键词：诗性思维 用诗 引譬连类 崇古 天人合一 泛诗化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诗与文化同源，是最早的文化样式，是最古老的艺术之一。“自有生人，而能言之类，诗其首也。古今之体不同，其诗一也”。〔1〕因此，诗是人类的，也是世界的。而在“不学诗，无以言”的中国，诗更具有它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2〕，“它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3〕。闺中思妇，他乡游子，边关将士，燕赵剑客，田园逸士，台阁权臣，宫廷帝妃，游宴文人，马走役夫，无不爱诗、诵诗、写诗，“一切皆诗”，人们用诗的激情去观照生活，用诗的语言描述生活，用诗的方式参与生活。生活就是诗，人生就是诗，这种泛诗化使中国文化表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诗性特征：人们用诗去应酬生活，“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4〕，送别寄情，赠和酬唱；用诗参与生活，事君事父，谲谏君父；用诗稽古证史、取譬说理；用诗谈玄论理，探讨人生。总之，诗在中国文化中占尽风光，确定了它至高无上的经典地位，它无所不在，“诗者，天地之心也”（《诗纬》），“诗者文之精气”（宋赵湘《王彖支使甬上诗集序》），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精英”，诗者“志之所之”（皎然《诗式》）。在中国文化史上，“诗”是一种极其独特的文化现象，泛诗化使中国文化的诗性特点表现得比任何其它民族文化更突出、更鲜明。因此，中国人的智慧是诗性的，语言是诗性的，逻辑思维是诗性的，哲学是诗性的，人生观是诗性的，文学是诗性的。它负载了中国文化的丰厚内涵，无处不在的诗观念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以至于，中国文学中诗与其它文体不分，纠缠在一起：“诗之为体，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篇、章、操、引、谣、讴、歌、曲、辞、调，皆六义之余”〔5〕。这种混乱的文体分类是泛诗化的最好注脚。中国文化的诗性思维更深层次的表现在重比兴联想，重自然，重情感，重古人经验，重感悟。它具有超越罗辑的、非理性的、激情化的特点，它不着眼于细节细腻的、娓娓道来的、曲折多姿的故事叙说，而重视具有浪漫情调的、情绪化的内心烛照，注重的是“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6〕（p8）。 诚然，诗性思维、诗性智慧源头很早，与文化创造同构，正如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詹巴斯塔·维柯在《新科学》所谈到的，“在所有民族的历史上，诗是最新的或最原始的表达方式”〔6〕(p10)，是原始人对世界的本能的、独特的反应，是“富有诗意”的反应，他们生来就有“诗性智慧”，“这些先民，都是地地道道的诗人”〔7〕(p2-3)。然而，这种诗性思维在中国文化中地位的被强化、被认同，这与传统“诗经学”中的先秦用诗是不无关系的。先秦用诗包括献诗、颂诗、赋诗、教诗、引诗等几类。献诗意在“陈志”，主要用在政治活动中，对国君或同僚谲谏；颂诗主要用在宗庙祭享，也见出文学、音乐、舞蹈三位一体，《墨子·公孟》所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即指此；赋诗意在言志，主要用于外交场合和宴会应酬；教诗意在“导志”；引诗意在论理议政，意在“专对”、“事君”。前二者，本文不想论及，后三者赋诗、教诗和引诗有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断章取义，“余取所求”〔4〕。这种“余取所求”的用诗，孕育了先秦的“比兴”说，催生了引譬连类的思维方式，也催生了两汉的“以诗附史”，“以史明诗”的方法，从而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动辄“子曰诗云”的稽古、崇古倾向，同时孕育和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