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调解的重构汇编.doc

（请浓缩至3500字内） 论司法调解的重构 ---以大调解格局为基点 廖成芳 (四川省夹江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邮编614100） 内容搞要： 调解具有 “东方经验”的美誉；但司法调解在实际中也出现了一些诸如：重复调解、强制调解、未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调解协议挑占法律底线等问题，笔者通过相关数据，从大调解体系、法官和当事人三方面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原因； 指出司法调解的现有状态存在一定的风险----可能会实被当事人利用以达到其恶意调解的目的，这即有悖于调解的初衷，也会对法制和社会诚信带来挑战，产生法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予遵守的示范效应。 为此，笔者思考：一是建立健全调解机制----建大社会调解法，归口专业调解工作，并将部门（专业）调解或仲裁作为法院审理的前置程序，对当事人对调解选择加以限制；二是规范司法调解，建立法院纠纷解决中心，严格调、审分离，避免重复调解、以判压调解，完善考核机制，避免唯调至上，划定调整底线，避免触底调解；三是创新机制，引进相关学科知识，力促案结事了，同时建立诉讼奖惩机制，如：重构诉讼费收费制度、对恶意调解当事人加以限制等。通过以上举措达到即可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又能有效利用法院有限而宝贵的司法资源，利用通过调与判的有机协调，构建诉非对接机制，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关键字：调解 ADR 调撤率 执行 大调解法 调审分离 以下正文： 一、调解的发展过程 在我们的传统意识形态中“和为贵”、“息诉无诉”的观念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孔子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思想,还是老子“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抑或是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甚至是极端功利主义的法家,他们思想的逻辑起点都是定纷止争、以达到无讼的境界。调解作为一种极其有效解决纠纷的方式，在中国已经被实践了数千年，并被赋予“东方经验”的美称。 新中国成立后，司法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与当时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生活制度等相适应。在民事审判中司法调解的政策的适用基本上经历了一个“调解为主——着重调解——依法调解——调解优先”的发展过程。 二、调解优先的重要性 （一）调解优先符合中国现代社会的需求 （1）调解符合中国传统法律意识需求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但人们的法律意识却有一定的传承性，即使其对应的社会已经发生改变，其法律意识形态却可能因固有的惯性长时间保留下来。如前所述，中国人息诉无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存在已有千年，经过上千年的沉淀后，即使在最初形成它的历史条件消失、相应制度改变的情况下，它仍将以惯性的姿态继续影响今天和将来的国人法律思想和行为。改革开放后，我们虽然大量地移植西方国家的某此先进法律制度，并于上世纪未进行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但法律意识的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因此，根据国情特色来构造我们的法律秩序是我国传统法律思想的需求。 （2）调解符合中国社会结构的需求 美国学者布劳认为，相互联系的不口在社会地位上的规模分配产生社会分化，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改革不断深入，社会结构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使得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出现张力与脱节，从而引发了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结构紧张。成为社会去道德化和去规划化的重要因素，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陷入到对立或冲突的状态，最终导至纠纷频发，大量的案件流入法院。2013年，最高法的五年工作报告对全国法院近五年收结案数进行了统计，其中，最高法审结49863件，同比191%，地方各级法院审、执结5525.9万件，同比上升29.8%，其中，一审商事案件1630.7万件，同比上升42.6%，一审知识产权案件27.8万件，同比上升284.2%，一审民事案件1474.9万件，同比上升37.8%; 而法院的编制数在相当长时间内是稳定不变的。面对案多人少的问题，调解成为分流案件，减轻法官压力，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有效维护社会稳定的一剂良方。 （3）意识形态的变化对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案件审理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司法调解成为一种有效的的手段 过去的30年，社会意识形态从什么都信到什么都不信的变化，在没有强大宗教力量作为道德的最后支撑时，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更加迅速地解体；当社会出现“格雷欣法则”时，信任危机应运而生。南京彭宇案、湖北荆州“挟尸要价”事件、佛山被碾女童无人施救案、深圳捡童案、弃子车祸死亡生母养母争夺赔偿款事件，这类案子说明当代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已经动摇。在这些案件中，往往面临法律和道德的两难选择，而且法院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社会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南京彭宇案后，即引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