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全观法”与“文化全元论”.docVIP

民族音乐学“全观法”与文化全元论 ? ? 民族音乐学“全观法”与“文化全元论” ? ? ——试论21世纪中国音乐学的方法论问题 ? ? ?  HYPERLINK \t _blank 罗艺峰 ? ? 在民族音乐学的观念里，音乐当然是文化中的音乐，音乐就是文化，是与民族整体文化有着复杂的、多层联系的文化事象。因此，离开了“文化”和“比较”的一般观念以及民族音乐学中关于“传播与适应”的问题，离开了对于思维逻辑的掌握，离开了建立在价值无涉之经验认识和价值关联之人文关怀上的方法哲学，离开了对于全人类普世文化的“全元论”和民族音乐学“全观法”立场，我们就无法进行自己的工作。 以下试逐一论述之。 ? （一） ? 文化，是一种创造机制。 文化的结果是文明，也就是一个民族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创造品。 文化，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区别于诸物种），人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其人性、族性、时代性和历史性）的根本教化机制；文化，也是识别人（诸民族）、人的组织（诸社会）、人的创造（科学、艺术、思想、制度）特点的根本判断尺规。 人类文化的发生是多元的、普遍的，是人类自然史进化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不存在唯一的或某几个文化中心。同时，文化的发展又主要是“体系内进化”的，不可能把不同自然环境条件和历史发展路向下产生的诸民族文化，经过可疑的、粗陋的比较而放在一个直线的进化链条上排出座次。体系间进化程度的比较没有个普世的标准，因此其结论也自然没有普遍意义。 我们说，文化的进化主要是体系内进化（也即结构和功能的优化），绝不是说文化之间的影响没有意义，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文化是完全不受其他文化影响而呈“纯种”状态的，故文化间的接触、影响、文化的传播、变异，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研究中，曾大致经过了“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等几个阶段。19世纪的传播学派主要产生在德国，它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支点：其一，是进化论及其所带来的对于诸民族文化的起源、演化所作的历时性观察方法；其二，是???化圈理论及其对于各民族文化物质进行归纳的共时性研究方法①。在民族音乐学的早期，即所谓比较音乐学时期，其主要思想来源除了上述进化论和文化圈理论，还有人类学中的心理学派（以德国心理学家C.施通普夫的《音响心理学》为代表的比较研究）、地理学中的文化圈学派（以德国音乐学家C.萨克斯的《世界乐器的精神史》为代表的比较研究）、历史语言学中的实证学派（以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的《论各民族的音阶》为代表的比较研究），这个时期的民族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基本学术立场——比较，是建立在各民族文化差异上的“文化圈”理论和关注各民族文化关系的“传播论”学说。 文化传播论（Diffusionism）,要解决的是文化接触、文化摩擦、文化传统的理论问题。如文化流向问题，是“水往低处流”式的单向流动，还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式的双向流动？或者把早先传出去的东西而今天流回来却以为是舶来品，实际却是“文化回授”（牛 HYPERLINK /?陇菲 \t _blank 陇菲，1985）。今天的传播论要论证的，决不是某一个所谓的“文化中心”对其他文化的影响，早期传播论在这方面的负面效应应该从我们这个学科剔除出去。这里更应该加以强调的与传播论伴生的理论：“适应论”学说。 文化适应论（Transmutationism）,特别关注文化传播中异文化在新环境中的生存问题。如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对社会条件的适应、对人文背景的适应等。所谓“文化适应”，是一文化对另一文化的结构性“嵌入”，是一种变化中的“整合”（Cultural Integration）,因此，也就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势同化，甚至也不是消化了双方以至产生了新的文化那样的融合。适应论的条件，是某一文化自身有接受、容纳异文化的特别的结构，而异文化有嵌入、适应这一文化的可调适性。“任何文化都是一个整合的统一体或系统，而这个统一体或系统中，每个元素都由于整体相关联的确定功能”2。按“一般系统论”（L.V.Bertalanffy,1968）学说，文化不是被动的，文化间的接触也绝对不是“挑战—应战”的模式，文化是一具有自调适功能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只要接触双方的自调适性足够，就能发生“适应”，也即“结构性嵌入”。故笔者深信，传播论如果没有适应论的并行，是跛足的理论。 ? （二） ? 虽然历史上德奥比较音乐学派已经成为过去，但也绝不意味着在今天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比较”作为方法可以弃之不顾。 所谓“比较”方法，就是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方法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在共时性研究方面，主要是进行文化功能和本质的讨论；在历时性研究方面，则把眼光主要放在文化变迁的问题上。 在我们所关心的民族音乐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上，，考古学地层学说为我们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