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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决策民主化 　　 随着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在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矛盾凸显的现象。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凸显共时性存在的鲜明特征，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由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引起的社会矛盾和风险既不能完全在社会领域自我矫正和预防，又要摆脱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对政府决策的裹挟和影响，所以只有推进以决策体制民主化为重要内容的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开发和构建有效的民主协商机制，合理协调、整合多元利益关系，满足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才可能顺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本文的主旨是，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迁的背景下，讨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分析决策民主化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积极效用。 　　 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新环境和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迁所导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以及人们生活状况逐渐改善后所形成的利益预期和社会期望的普遍提高，公民对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明显增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生态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否通过自身的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新环境，这不仅对中共长期执政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关系到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建设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中国社会环境的新变化表现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从政治学的角度观察社会环境的变化，可以发现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二是公民维权意识的普遍增强；三是社会信息传播的网络化。 　　 首先，从社会结构多元化的角度看。伴随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规模和深度空前的分化与变迁。这种分化与变迁不仅是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变化的结果，而且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组织结构、人口流动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思想文化结构众多方面深刻变化的结果。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也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系与观念的变化，显示出不同社会阶层由于利益结构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以及不同的政治态度。例如，关于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社保、税收等，几乎国计民生的每一个领域如何配置公共资源的议题都足以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或不协调问题。尽管，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还处于一个迅速变化的过程中，但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 　　 其次，从公民权利意识普遍增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激活了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自主性与追求利益的主动性。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和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渴望保障财产安全就成为社会成员的内在要求，而历时近30年，从“一五”到“六五”普法教育持续、广泛的开展则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普及和权利意识的自觉，从而使社会成员对利益的追求和维护自然转化成对合法权利的要求和主张。权利说到底是“从各种规定正当行为的理想法令这样一个理性体系，过渡为对拥有某些东西和做某些事情的要求”［1］。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在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中企盼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要求机会均等、平等竞争并在法律面前能受到平等对待和保护的呼声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与自身偏好有关的公共事务，要求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由于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冲突，这意味着所有的权利都面临着被侵犯的危险，所以，实现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而主张权利的实质是为获得别人的承认进行的一种努力。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迅速上升的趋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 　　 再次，从社会信息传播网络化的角度看。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快速地进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成为人们工作、交往的重要方式。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 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 32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网络社会基本形成［2］。互联网具有的交互性功能和即时性特征，使得网民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体成为信息互动的传播者。互联网已经成为对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产生重要影响的“公共空间”，它可以使地区性、局部性具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或突发事件产生一种“共振效应”，并迅速变成全民“围观”和参与讨论的公共话题，甚至转变成公共事件。在互联网时代，时间和空间已不再成为信息传播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