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向多维视野下的巴蜀考古研究最终稿.doc

林 向：多维视野下的巴蜀考古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钟永新 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林向教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 钟永新摄 嘉宾介绍：林向，1932年9月生于上海。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62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研究生毕业，师承冯汉骥先生。1965～1991年任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1年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离休。考古学教授，从事中国考古学教学工作和巴蜀考古及考古学应用研究。讲授中国夏商周考古学、西南考古学、考古学概论、田野考古等课程。参加或主持过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长江三峡库区调查、四川历史地震调查、金沙江安宁河流域调查与发掘、川东及川南崖葬调查与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西昌东坪遗址发掘等。曾出版《四川名塔》《巴蜀文化新探》《巴蜀考古论集》《清江深居集》《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等著作，刊出论文百余篇。 【核心提示】： 学术薪传太重要了，无中生有的东西一定不会成为大气候。 要开展考古学史的研究，重视回忆录、口述史与年谱、目录、论文集、著作集等整理，成为学脉研究的学术依据。 文化影响辐射范围内，有相对相同的文化因素和内容、交往与联系，构成一个文化区。 记者：林教授，您好，欢迎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您是巴蜀考古界的著名学者，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研究之路的？ 林向：我走上考古的道路并非偶然，综观我的一生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少年失怙，10岁父母相继过世，在上海由姐姐抚养长大，艰难地度过8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 第二阶段，是从政时期，1949年6月我在上海参加了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1949-1955年参加了重庆地区的民主建政等一整套革命运动。 第三阶段，是求学时期。1955年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我从机关考进了川大历史系。1959年国家准备建设三峡水库，冯汉骥先生组织我们去三峡库区进行考古调查实习，我发现搞考古很实在，历史专业本科毕业后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就选择了从冯老师学考古。 第四阶段??是从教时期，1962年毕业留校从事考古教学，从此到“文革”前一直参与带领学生田野考古实习，一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野外跑。“文革”开始后中断了几年。1972年起我继续冯师的事业，当了考古教研室主任，跟同事张勋燎、马继贤一起执掌川大考古教学， 1991年改任川大巴蜀文化中心主任，后来又受四川社科院聘任《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主编。 第五阶段，是治学时期，1996年离休后离而不休，继续从事巴蜀考古研究，我的文章约有2/3在这个时段发表的，直到现在每年还要写两三篇。由于我的学生大都在西南各地文物部门工作，他们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和遇到问题，常会请我去会诊，或者让我帮忙去向有关方面呼吁，所以继续发挥一个老考古学者的余热。 无中生有的东西不会成大气候 记者：您撰写了许多关于巴蜀考古学界人物徐中舒、冯汉骥、邓少琴、童恩正等的回忆文章，总结了他们的治学观点和经验，请问这对今天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而言，有哪些最值得学习和传承？ 林向：徐师中舒先生的名言：“读书是很辛苦的，是要抹汗珠哦！”徐老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王国维曾提出两重证据法，意思是把地下发现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研究。徐老提出还要结合民族、民俗等来综合研究，他传递的主要治学经验是运用多重证据法。我从学后冯师汉骥先生教给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我学会对神话传说进行文化人类学的科学分解，既不盲从，也不轻易否定，更多地采用多重证据法来研究问题。 冯老师常告诫我们“不要做沙发上的考古学家”，“不要做见物不见人的考古匠”。他说，考古只能讲“大概可能”，因为考古发现往往只是零碎的历史信息，若要恢复成历史，产生的可能性就很多，这是由于历史的影子投射所致。 邓少琴先生是我老师的挚友，我最后去看他时，已八九十岁行动不便了，只见他把自己绑在椅子上，还在那里写作，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向他介绍了三星堆发掘的情况，他听后很是高兴。邓少琴先生是巴蜀文化、重庆开埠史、长江航运史方面的著名专家。 徐、冯、邓三位先生都是以前西南博物院的老搭档了，我们就是在他们老一辈学者的传授下成长起来的。 童恩正是我的师弟，他有句名言，“考古学家白天要摸爬滚打，晚上要挑灯夜战”，意思是既要在田野实干，又要多读书多写东西，他一生就是这样干的，取得骄人的成果。我常给学生介绍他这两点。 前不久央视《大家》栏目来采访我，我说“我不是大家，我是大师的守望者”。我主要是把老师们传授给我的知识经验，传授给我的弟子们，让他们继续研究下去。学术薪传太重要了，无中生有的东西一定不会成为大气候，也许在某个小问题上会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成果，但如果缺乏根基，是走不远飞不高的。当然了，做学问也不能墨守成规，老师教怎样就怎样，没有自己的创新那是绝对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