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减刑假释同步监督的路径化构建.docVIP

检察机关减刑、假释同步监督的路径化构建 摘 要：在我国“执检分离模式”检察机关参与刑罚的执行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 “执检合一模式”，表现为检察机关对刑罚的执行具有处置权与指挥权，检察机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介入并具体承担部分刑罚的执行任务，大陆法系国家多采取此种模式。另一种是“执检分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检察机关不享有具体的执行权。检察机关的权力一般不介入到刑罚执行领域，检察机关与刑罚执行部门是完全分离的，刑罚的执行由监狱等劳动改造机构承担，如英美法系国家。我国比较偏向于英美法系的“执检分离模式”，但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并不完全排斥其介入执行活动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是一种“相对的执检分离模式”。下，减刑、假释的执行权和审批决定权分别归属监狱和法院，减刑、假释的整个提请和审批环节检察机关都无从监督介入，监督缺位引发权力恣意，而事后监督的效果也差强人意。构建“从监督真空到三点一面”，“从单线行政审批到等腰三角对抗”，“从监督手段单一到方式方法多元”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同步检察监督格局，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措施予以资源和制度上的支持，是保证减刑、假释公正运行，完善检察监督权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检察机关；减刑；假释；同步监督 一、当前检察机关减刑、假释监督环节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定位上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阶段都负有监督的权力和义务，而且这种监督多是诉讼阶段性的同步监督 这里的同步监督，强调的是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对权力违法的适时性监督。刑事诉讼过程是分阶段推进的，每一个阶段又分为多个具体环节，如侦查阶段就有逮捕环节、结案环节等，当某个环节出现了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就可及时介入，监督纠正，无需等到侦查终结后才启动监督。2005年3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外就医工作的通知》，要求检察机关强化监所检察工作，“变事后监督为同步监督，从程序上确保保外就医工作的全过程置于法律监督之下。”这是对检察机关享有同步监督权的认同。。如现行《刑事诉讼法》第76条和第169条就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然而，在刑事执行阶段，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却退缩成了一种事后监督。最为典型的就是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 的监督主要是对法院已做出的减刑、假释裁定书进行书面审查，以决定是否提出纠正意见。这种事后的书面审查，剥夺了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同步跟进，全程监督的权力。由于监督的关口无法推移至减刑、假释的整个裁定过程，缺乏外在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减刑、假释常常沦为权力寻租、暗箱操作、花钱抵刑的工具。近几年由减刑、假释违法违规而牵出的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罪犯脱管等问题就暴露出了这种事后监督的弊端和危害。 据媒体报道，1998-2000年间，广西检察机关查处了广西罗城监狱一起监管人员与法官勾结，集体受贿、徇私舞弊减刑、 假释、监外执行大案。侦查发现，自1993年以来，该监狱先后为7565名罪犯办理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其中有问题的有206名。在此过程中，有多达46名监管人员和6名河池地区(现已改为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卷入此案，包括罗城监狱原负责监管事务的副监狱长胡耀光、河池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原刑二庭庭长韦哲文等。再如，1995-2000年间，绰号“虎豹”的大连黑社会老大邹显卫在监狱服刑期间大肆向监狱长谢红军行贿。1997年7-12月，应邹显卫的要求，谢红军伙同其他主管人员捏造事实，使邹显卫由死缓一下减为17年有期徒刑。1999年春节前，谢红军又授意有关人员编造材料，使邹显卫减刑1年零11个月。2001年，“辽源打黑第一案”的主角“黑老大”刘文义被判刑五年，进入吉林梅河监狱服刑，按5年的正常服刑期，从他被羁押日2001年9月13日算起，到2006年9月12日出狱。然而在监狱内，刘文义通过向减刑大权在握的副监狱长安彤晨行贿，以虚假的“技术革新”为名，获得减刑机会，实际服刑不过3年多。2009年，司法机关又查出安彤晨在职期间还曾违法为入狱的梅河口市副市长张德毅和一个有“背景”的犯故意伤害罪的犯人高鹏减刑。（参见：吴建平，牛正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对胡耀光等人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之透视 ［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4）：46-50；陈永生．中国减刑、假释程序之检讨 ［j］．法商研究，2007，（2）：32-40．）即使就现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