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亚】从朝贡体制到殖民研究.docxVIP

从朝贡体制到殖民研究 何伟亚 早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始,美国与中国的历史学家便认为,十九世纪中西冲突的原因,不仅仅是西方帝国主义与扩张性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他们更为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具有的特性。按照这种观点,当中国脱离其他文明的主要中心,并且甘愿在自身的文化优越性中志得意满的时候,她早已在自己的历史中,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对付外国列强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承认中国的“天子”凌驾于全世界其他统治者之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外国的君主以两种“象征性的”方式表示他们接受这一要求,即,向中国天子进贡,并且行叩头之礼。蓦然回首过去两千多年的历程,该体制中这些象征性的要素,乃由更为繁复的官僚机构和条令法规所维系。现代学者将这一机构的与文本的体系命名为“朝贡体制”。正如费正清详尽阐述的,这一体制确定了从中华文明初现曙光之时直到公元十九世纪与西方对抗之际,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态度与实践。 然而我们会发问,究竟为什么中国的皇朝与外国的君主必须构造出或者处身于这样一种煞费苦心的象征主义？费正清在其开创性的《朝贡贸易和中西关系》（《远东季刊》））一文中指出进贡“有些似是而非”,从而开始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一方面,外国权势者奉上的贡品其价值对于中国皇室的宝库来说,可谓贡献甚微;而另一方面,中国朝廷回赠给外国使节的物品的价值至少匹配于甚至超过进贡礼品的价值。那么,中国朝廷从这一显然并不平等的经济贸易中,究竟得到了什么？按照费正清的观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皇帝乃是奉天承运、一统人寰的,那么,这一朝朝、一代代的动机便昭然若揭。正如他指出的,“如果其他人种并不承认他的威权,那么他对中国本身会俯首帖耳的期望又能保持多久呢？朝贡在治理中国的过程中,具有威信方面的价值,而威信是践行统治时至关重要的工具”。因此,外国统治者供奉的贡品,便行之有效地为该王朝积蓄着维系其统治权时必不可少的威信。对于外国统治者而言,他们乐于参与这一活动,因为他们垂涎于中国朝廷回赠的价值可观的皇室用品,还有同中国的其它物品（譬如茶叶和丝绸）开展贸易往来的机遇。就此意义而言,正如费正清后来精心阐述的,在中国历史上朝贡体制得以长久维系的原因,便在于该体制已然成为贸易往来的一个“巧妙的工具”。 费正清的论述中还有一个潜藏的要点,即,费氏的研究似乎受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深远影响,那一领域便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对于历史悠久的帝国,尤其是对于罗马帝国的研究。本世纪三十年代,致力于古代史的历史学家似乎认识到,进贡乃是表示政治臣服的一种古老的方式,而且是充实国库的一种武断的方式。世易时移,进贡逐渐让位于对主权的新界定,而且让位于讲求公正的资本主义渐益增长的经济理性中体现的规则征税。紧随经济理性之发展进程的,是法律理性的成长。此处,法律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它在一个有疆界的实体（譬如民族）之内保护经济活动的领地,而且在民族、社会和文化之内并在其间确立行为的准则。 由于朝贡体制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在中国发生。实际上,当外在挑战一概付之阕如的情况下,法律行为和经济行为从来不曾与文化相脱离。在对外关系领域,进贡体制作为文化的表达形式,将“外交”与“贸易”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对“中国文化”而言,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外交,而且还因为在“士农工商”的等级中,“商”的价值低于“农”。其结果是,一个“中国中心的和闭关自守的”中国发展了一套壁垒森严的文化主义,对抗着更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而且在对付十九世纪打到中国大门前面的西方列强时,仓促上阵,准备不足。 费正清进一步指出,恰恰是这种在文化上明确建立起来的形式僵硬的体制,构成了英国外使马戛尔尼（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莅临中国时必须直面的东西。马戛尔尼试图冲决朝贡体制的文化壁垒时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使团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与西方进行更广泛的交往,也解释了为什么中西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充满了矛盾与冲突。 对于这种诠释,还有很多话可以说。首先,费正清的著作与欧美早期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论述有所不同,它不但直接援引汉语的原始材料,而且是在与中国学者（特别是他研究进贡体制这一问题的合作者邓嗣禹,以及蒋廷黼等现代历史学家）的对话之中写就的。其次,费正清对于文化因素的关注,与本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其它学术研究领域的进步倾向相吻合。在十九世纪,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一系列学科使用着人类发展的理论,该理论根据人的肤色、颅骨的大小以及其它生理特征进行一种激进的等级划分,来组织排列不同的民族。于是,不同的社会是在高等以及劣等的种族特性的基础上,予以分类和评判的。此外,不仅仅存在着关于不同人种的生理能力和心理能力的思想理论,而且正如近期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的,科学化的种族主义是刺激并且使十九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