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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我国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思考的论文 关键词: 保险合同/明确说明义务/利益平衡/免责条款/实质标准/形式标准 内容提要: 明确说明义务是保险人的一项法定义务，但保险法并未明确规定说明的范围、方式及其程度标准，导致理论上争议较大。实践中对保险人是否已尽该义务的认定也莫衷一是。破解上述疑难问题的前提是对该义务的立法原旨进行理性定位，避免片面强调倾斜性保护；以此为指引，对该义务履行之对象范围与程度标准的界定也需要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之上进行。 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将义务履行范围界定为由保险人提供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将义务履行的内容及标准界定为“醒示”与“醒意”。前者即要求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后者则要求保险人就相关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将义务履行的方式界定为“书面或者口头”两种形式，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这一规定的进步表现在弥补了旧法对义务履行的方式、范围、内容等规定方面的空白；但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没有清晰厘定“明确说明”的范围。实践中，保险公司基本上都会在保险合同所谓“责任免除条款”部分之外，拟定其他隐性的免责条款。如果这部分内容被排除在明确说明义务范围之外，无疑将给保险人规避法定义务留下可乘之机；二是明确说明标准的认定界定不清，提示及说明分别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够清楚、合理？对于这个问题，新法不仅只规定了主动说明一种情形，而且对该情形的判断标准也仅停留于形式意义上；至于影响投保人实际理解程度的实质意义标准，法律则没有涉及。.笔者以为，上述问题看似相互关联不大，实则有着同一逻辑起点，这就是明确说明义务的立法目的。只有对其立法原旨进行理性定位，才能为该义务履行之范围及标准的界定提供正确的指导原则。 一、对明确说明义务的理性定位 理性定位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明确说明制度的立法目的及法理基础进行考量，以找到对其制度内涵进行辨析的理论工具，在此基础之上对制度边界 进行重新构划，对重要标准进行合理判定。 就立法目的而言，保险法规定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所共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保险合同的格式化和附和性特质容易导致作为强势交易方的合同提供者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略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诉求；二是基于保险合同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常令非专业人员无从理解相关术语和条款的确切涵义，即使赋予投保人以充裕的阅读期限，也难以保证他们会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正确把握条款内容。因而从立法者的角度来说，课以保险人以更加严格的责任来督促其对免责条款加以认真说明仅为手段，而最终希望达到的目的是让投保人对将来可能需要自行承担的某种风险和后果有所预见并进行交易公平性评估，这无疑体现了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 然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不能被片面放大，“保护投保人利益”也并非构成了明确说明义务法理基础的全部。另一个正当性理论基础来源于最大诚实信用原则。最大诚实信用原则的核心点在于，保险合同是最大善意合同[1]。（注：最大善意意味着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缔结及履行过程中的诚信程度应高于一般民事合同。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提法不合时宜，诚信不应有大小区分。（参见：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23．））要求保险合同当事人的诚实信用程度大大超出一般民事合同。最大诚信原则最早是保险人用来单方面约束投保人的；在著名的carter v．boehm一案中，曼斯菲尔德大法官将其适用于保险当事人双方，禁止各方隐瞒自己已知的情况或利用对方的不知情；随后英国在1906年《海上保险法》中将上述判例成文化，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在最大诚信基础之上建立的契约，任何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这对各国的保险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保险法上，在这一原则的引领下，保险人和投保人在提供缔约信息方面需分别承担能够体现出保险合同性质所要求的、出自内在最大善意特征的说明和告知义务。明确说明义务就是这一理论在保险人免责领域延展适用的必然逻辑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最大诚信原则为本源的明确说明义务，其诞生之初的本旨就在于弥补投保人在缔约机会和交涉能力方面的脆弱，最大程度减少保险合同条款专业化、技术化、定型化和格式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支点。如果无视这一理论基础的存在，片面强调投保人利益保护的一面，其结果必然导致明确说明义务沦为保险人排除正当经营风险的“死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合同纠纷发生后动辄以此为由要求确认免责条款无效；而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也会对保险人的义务履行持极高的形式和实质判断标准。长此以往，极易引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