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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当前的社区状况、赔偿观念、政治文明与刑事和解的论文 关键词: 刑事和解；社区状况；赔偿观念；政治文明 内容提要: 各国的文化、传统、政策、犯罪状况等的不同，各国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模式也存有差别。我国刑事和解的顺利开展，必须充分认识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传统社会就是一熟人社会，熟人之间的纠纷适用调解、和解的方式解决，这一做法对现今人们的交往模式仍然有重要影响。我国罪犯的赔偿意识很弱，不利于刑事和解的顺利开展。但在国家补偿难以全面配套、被害人急需物质赔偿的情况下，以犯罪人赔偿为主要方式之一的刑事和解的开展又显得十分必要。刑事和解的开展应建立在政治文明的基础之上，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集权不利于刑事和解的开展。但现今国家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于刑事和解的开展是一契机。 近些年来，传统刑事司法的弊端日益凸现，如犯罪率居高不下、被害人的利益在诉讼中被忽略、累犯率继续攀升等，这不得不使刑法理论与实践对传统刑事司法进行反思。在这一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出台了。刑事和解，或称恢复性司法，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即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这一制度，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尤其是在强调被害人的利益这一方面。同时，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2000年4月维也纳召开的“有关防止犯罪和犯罪人处遇的第十次联合国防止犯罪大会”上所通过的《有关犯罪和司法的维也纳宣言—与21世纪的课题相应》第27条指出：“我们决定，在合适的场所，采用国家的、地域的、国际的支援犯罪被害人的行动计划，即导入和解和恢复性司法的计划。.”第28条：“我们尊重被害人、犯罪人、社区以及其他所有关系人的权利、意愿和利益，鼓励开发恢复性司法政策、程序和项目。” 2002年4月16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讨论通过了《恢复性司法：秘书长的报告》。提出了“关于拟定恢复性司法共同原则的意见”。自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于2002年率先在全国开展刑事和解的试点以来，我国已经陆续有多个省市开展刑事和解的试点工作。总体而言，刑事和解在我国取得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否定的。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刑事和解会在更大范围、更广深度地推行。 　 一项移植的制度只有具备与之相匹配的法律文化空间才有可能存活并具备生命力，刑事和解制度也不例外。从现有国家关于刑事和解的现状来看，虽然大多数国家已经在推行刑事和解制度，但依据各国的文化、传统、政策、犯罪状况等的不同，各国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模式也存有差别。法律不只是一种思辨的哲学范畴，也不是一种晦涩的逻辑体系，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并不能搬之即用。“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1}。本文结合我国实践中的几个问题，对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发展作一解读。 　 一、社区状况与刑事和解 　 在一个成员经常流动的工商业发达的社会里，贸易或商品交换的平等属性也势必影响到人际关系，使得人们在别的任何场合都能像在交换场合一样，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当然不必要担心打官司会得罪什么不该得罪的人，因为社会是流动的，所以也不必担心“低头不见抬头见”，官司打完后各奔东西{2}。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这决定了，在一个熟人社会，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的，人们在这种熟人文化的背景下，不愿意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根据我国重视人际关系的文化传统，一些刑事案件能否成功和解直接’取决于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既有的人际关系的远近程度、民族特点和身份等特点”{3}。从这一意义上看，熟人社会中刑事和解的开展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土壤的。因为熟人社会的犯罪不仅仅是发生在加害人与被害人利益冲突上，而且对社区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社区安宁的恢复也迫切要求刑事和解的开展。当然，不容否认，在加害人、被害人是陌生人的情况下开展刑事和解更有积极的意义，在陌生人之间，被害人能够宽恕加害人的，这种精神更值得我们赞许。但就实际操作而言，先行在熟人社会开展刑事和解更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我国农村是一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诸多纠纷都是通过和解来解决的，这孕育了刑事和解的土壤。尤其是对于我国而言，农村人口占有全国人口的相当比例，因此，刑事和解的开展是具有十分积极意义的。此外，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刑事和解的开展更是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民族地区农村的“熟人社会”特点，使人们更愿意选择和解方式解决刑事纠纷。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使和解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民族地区农村具备较为合适的调停人，更有利于刑事和解协议的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