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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传统刑事诉讼中的疑罪的论文 　　摘要法律真实不等同于案件事实，这就使疑罪的产生不可避免。古代社会的疑罪浓缩了传统司法的典型特征。疑罪是有罪推定原则的产物，疑罪的认定与以口供为主的证据裁判规则密切相关，疑罪的审理程序体现了司法的集权性，疑罪的处置遵循慎刑价值。传统的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秩序，而疑罪制度是实现这一目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有罪推定刑事诉讼证据裁判规则 　　作者简介：付春杨，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时，由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不免会产生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产生疑案。这些疑案一部分是事实认定（罪之有无）问题，一部分是法律适用（罪之轻重）问题。我们今天所说的疑罪通常是指前者，本文的讨论也以前者为主。 　　一、疑罪的产生与有罪推定 　　疑罪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在事实认定方面所遇到的问题，诉讼活动是对犯罪案件的历史性回溯，这种回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只可能得到相对实现。刑事证明的相对性是疑罪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古代 无论是以被追诉人不服指控，还是证据不足作为疑罪认定标准都有一定合理之处，但是有时疑罪条件的无限放宽却会带来荒谬的结果。例如清人方苞所描述的故事，“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气扬扬，若自矜诩。”豘凡非谋杀、故杀的杀人案件都做矜疑处理，实际上已偏离设置疑罪制度的初衷，而纯粹是借疑罪的名义普遍减轻刑罚。 　三、疑罪的审理程序与司法集权 　　案件被认定为疑罪之后，其处理从司法实践看，可能有两种途径，其一为普通程序，由各级司法官员按照正常的案件审理程序处理，依权限对案件进行改判或转审；其二是特殊程序，按照法律规定的疑罪程序进行处理。本文主要考察疑罪的特殊审理程序。 　　《礼记·王制》关于殷代狱讼审判的记载中曾经提到“疑狱，泛与众共之”意思是说，如果案情疑似，难以处断，就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众疑则宽大处理。定罪之后，则还需要逐级上报，最后由王定夺，到周代则发展为“三刺”制度，即“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应该说，殷周制度已经奠定了后世疑罪审理的基本框架。即逐级上报、合议、圣裁。这样的疑罪审理程序是司法集权的体现。 　　《汉书·刑法志》中记载：“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汉高祖确立的疑狱奏谳制度中，疑狱难决逐级上报上级司法机关处理，并最终由皇帝决断。 　　唐宋的三法司取代了廷尉，同时大臣集议也成为皇帝最后裁断之前的必经程序。唐代规定“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豙宋代在路置提点刑狱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豛“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豜当然无论大臣们作出何种结论，决断权依然是在皇帝那儿。譬如宋代疑案“阿云案”豝，官员们争论非常激烈，宋神宗却并不理会几派的不同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下诏“以赎论”。 　　明清时期，疑罪制度主要为会审制度所吸收。明初有会官审录，由三法司、五军都督府、九卿、科道、锦衣卫等衙门，霜降后请旨在承天门外审录刑部狱在押的囚犯。天顺三年起确定朝审之制。对于京师以外囚犯，明会典载：“凡在外五年审录。…死罪可矜、可疑及事无证佐可结正者，具奏处置，徒流以下减等发落。”豞清代的朝审、秋审早期也有疑狱之制，“初制分情实、缓决、矜、疑，然疑狱不经见。”豟此后即改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存祀。而可矜的情况，包括斗殴情轻（仅止回推无还殴）、戏杀误杀（失手跌撞而死）、救亲致死人命等豠，只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与情节，与是否可疑无关。 　　从上述关于疑罪审理程序的梳理，可以看出在疑罪审理中，上报是疑罪程序的启动环节，合议是疑罪程序的评价环节，而圣裁则是疑罪程序的决定环节。疑罪程序的最终决断权属于君主，体现了司法权附属于君权的特质。 　　四、疑罪处置与慎刑价值 　　关于疑罪的处置，《尚书·大禹谟》有“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说，大体上古代对于疑罪有从无或从轻两种处置方法。苏轼说这是“疑则举而归之于仁”豣。疑罪的处置是古代司法慎刑价值取向的重要体现。 　　在司法实践对于疑罪从无与从轻的案例都存在。 　　《晋书·王湛传》中记载：“晋王坦之袭封蓝田县侯。时卒士韩怅逃亡归首，云：‘失牛故叛。’有司核怅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为怅束身自归，而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