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家具装饰题材与内涵汇.docVIP

西方古典家具装饰题材与内涵 中西家具装饰的渊源与题材是各不相同的。它们的共同点是，装饰题材与手法有传承也有变革，传承使家具的民族性及渊源脉络更清楚地显现，这即是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所说的“习惯势力”作用的结果。变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变造即便是原有的典型题材，其内涵也有渐渐淡化或异化的倾向。 　　西方家具文化源头之一的古埃及是非常重视装饰的，而且用下装饰的材料和装饰手段很多，题材内容极具古埃及的特色。如在第四王朝王后赫特芬雷斯的墓室中所发现的黄金扶手椅的退部雕成狮足形，扶手处是束起的莲花形式；古埃及的椅，床腿足所用的写实性动物雕刻，具有某种宗教上的意义，其莲花和有时出现的纸莎草纹样则代表着埃及的上、下两部分，有象征性内涵；经常出现法老及王后的肖像、太阳、神蛇、飞翼等等题材，它们反映了统治者对神的信仰并表达了王者的权威等。 　　古代亚述的家具文化对古希腊曾产生过影响，亚述的装饰中也经常出现动物题材如狮爪、狮头、牡羊等，但同时也有一些抽象图案或细部处理手法，其中车木装饰是与古埃及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后来还成为古希腊、古罗马乃至其后一千多年家具装饰的重要手段之一。 　　古希腊家具装饰较大程度地吸收了古埃及、亚述的家具装饰题材。例如在古希腊的家具中，天鹅头形、飞翼、羚羊腿、镟木腿等装饰就是借鉴来的。但希腊人善于发挥自己的艺术创作想象力，又发展了与古埃及、亚述不同的特色。希腊家具中的装饰图案用线单纯，各局部十分清晰明确、构图统一而均整。方形床榻腿部有时雕有扇叶状的矮棕榈，床榻端头腿柱上方的涡卷都是希腊家具中较为独特的装饰。希腊图案中还遍布着放射状的花丛装饰以及一种轻松的螺旋线和一种被称为“格莱克”的由雷纹和涡纹组成的边缘纹样。即使是同样应用比例更优雅、外观更明朗（图1，图2）。 　　古希腊的装饰是纯净的，而希腊化时期和罗马风格时代则渐渐走向多样化统一的风格，其中东方如波斯装饰风格对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罗马意匠既源于希腊意匠而又沉弱于豪奢的情趣，当然这种情趣又无法和波斯的艺术同日而语。这时期的建筑装饰，科林斯柱式得到全面发展，其明显的特征是华丽的头上有两排毛莨叶饰和蕨类状叶饰，从每一角处隆起，一直延至纤小的涡卷形饰。对于较为节制的古希腊人来说，这种装饰显得过于矫饰，因而可以初步判断它不是古典时期而是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在古罗马家中，如青铜桌，也常有动物脚爪及动物腿的零件。装饰题材中，带翼的斯芬克斯较为常见。古罗马的床榻的腿大多是镟木状的零件，天鹅头的装饰也常出现。公元三世纪的石雕《轱辘车上的约柜》中，柜的立面上有一列立柱，类似建筑的柱子，柜门上方是棕榈形饰，可见这种装饰同样是继承了古希腊的。 　　总之，古希腊、古罗马虽然借鉴了许多古埃及和亚述、波斯等外来文化，然而就是家具装饰来说，埃及图案的象征性意义、亚述题材的刻板、波斯装饰的奢靡等已经消失或有所淡化。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家具来说，它在装饰题材与其功能目的上是缺少一致性的。在中国古代家具中，某些工艺构件的功能，倾向于要与作为装饰的题材的特性功能相一致，例如战国时期的钟鼓架以鸟、虎形象为主，使钟鼓之场与由钟鼓架的动物形象所引发的鸣叫声相关联，从而合乎情理；而西方家具，如古希腊的带天鹅形腿的三脚桌，带轻巧羚羊腿的榻，无论是天鹅还是羚羊，显然不具有支撑较大的荷重的能力。这里反映出西方人在运用装饰题材时，对形式的重视超过了对情理的重视。对于这一点，希腊化时期的建筑家维特鲁威就提出过批评，尽管当时只是针对建筑装饰中不合情理的情况而提出的：“时下不正常的超味鄙薄写实的题材，墙上的装饰多数不是某种明确事物的明确再现，而是鬼怪似的东西。该是柱子的地方却竖立着枝茎；该是山墙的地方却是带卷草和涡形装饰的根条；壁烛台上嵌着神龛，神龛顶上是一些小小的人形。壁烛如的半腰里还生出许多细细的草茎，顶端长着动物的头和人的头。这样的东西不是艺术，不可能也从来没有成为艺术。然而新的时髦却强迫不好的判断者把好的技艺遣现为单调乏味。芦苇怎么能支撑层顶呢？壁烛台怎么能容纳山墙装饰呢？草茎上怎么能坐人呢？”。图3所示的是西方十八世纪的支架桌，下部卷曲、纤细的形式也显然与桌的功用及中、上部较宽大的形体不一致，尽管铁质材料本身完全能够保证其使用强度。 　　关于中世纪家具，我们拥有的感性资料较少。这近千年时间里，家具技术不仅能得到发展，而且古埃及、希腊等家具文化的优秀成果也在征战和神权之威势下湮没了。这一时期的家具大多是粗糙的，只有代表权威的家具特别是教皇宝座之类仍在张扬着它的魅力。中世纪的家具艺术又由于罗马帝国的分裂及后来的其它政治原因，使它呈现各异的时代特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拜占庭风格、仿罗马式风格（又叫罗曼式家具）、哥特式风格。它们在装饰上又各具特色。 　　拜占庭家具装饰具有浓厚的东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