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doc

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 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 编者按：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特组织了一组笔谈，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中，王本朝的《生存体验与知识趣味：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认为，1930年代鲁迅就批评过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念，它不同于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美学意义，涉及到以美学理论解释文学对象的效度和限度，文学欣赏的局部与整体，当下想象与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言说身份和价值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不同的建构方式等问题。杨剑龙的《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认为，在娱乐化时代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这是对“工具化鲁迅”的逆反，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我们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刘保昌的《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从鲁迅传统与干校文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干校作家的真实创作心态，认为干校文学创作需要从鲁迅传统中汲取创造的力量，尤其需要真正回归到鲁迅传统的本源之处。王海燕的《“声音”的力量——鲁迅〈离婚〉的修辞性叙事艺术解读》认为，在小说《离婚》的主人公爱姑和七大人各自的声音中，隐藏着颇值得读者重视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内容，其叙述者的声音也引导着读者去领会隐含作者对于人物的态度及相应的价值判断，表达了作者对新的历史时期父权制之下妇女命运的深远忧虑和对“文化人”身份的批判。 1930年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分水岭，不同的思想文化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也有不同的人生支撑和知识来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阵营。那是一个命名和归依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抗争的年代。在今天已经没有了再去为谁作辩护的理由，那 会让历史变得更加晦暗不明，无法获得更加真实而 丰富的解释。1935年，鲁迅对朱光潜“静穆”说的批评，就可以作为一个案例。它涉及到美学与文学的关系，文学的欣赏方法和历史态度，文学观念的身份与立场，以及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方式等问题。 一、旧话重提：曲终还见人 1935年1月14日，朱光潜为回答夏丏尊的来信而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文 *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生产方式与文学意义和形式”（项目编号：ncet—10—0661）的阶段性成果。 章一开始就引用英国诗人keats把佳句比作爱人的话题，keats应为“john keats”，即约翰·济慈。朱光潜认为，“一个佳句的意蕴却永远新鲜，永远带有几分不可捉摸的神秘性”，其例证就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接着，他说：“中国诗中的佳句有好些对于我是若即若离”，例子是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句诗，说在自己的心里“往返起伏也足有廿多年了”，依然还“清新可爱”①。实际上，1932年，朱光潜在《谈美·十一》就作为例句提到过②，主要用来说明情感对意象的调和作用。现在重提的因由是老朋友夏丏尊来信求助，夏丏尊 “苦思一夜，未获解答”，来信询问他“究竟好在何处？有什么理由可说”。显然是希望朱光潜能够解释这两句诗的好处和理由。 这唤起了朱光潜的记忆，也为他所信奉的“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 提供了证据， “各人各时各地的经验，学问和心性不同，对于某一首诗所见到的也自然不能一致”，“欣赏大半是主观的，创造的”③。这番话无疑是在为自己提供理论支持，也回答了夏丏尊的“有什么理由可说”中的“理由”。他认为这两句诗“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体现了“消失”和“永恒”的关系。他还引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独刈女》中“传到那顶远顶远的希伯里第司/打破那群岛中的海面的沉寂”为证，认为这两句与钱起的诗“很相似”。由此，他表述自己的美学观点，认为“玩味一首诗，最要紧的是抓住它的情趣”，“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如经过多年储藏的黄酒，失去了“它的辣性”，而“只剩下一味醇朴”，也就是审美的“静穆”。在朱光潜看来，“静穆”是艺术“最高的理想”，一般在诗里找不到，只有古希腊的造型艺术才有“静穆的风味”。那么，什么是静穆呢？他作出这样的阐释：“‘静穆’是一种恍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好比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④。最后，又回到钱起的两句诗，说它决不是“凄凉寂寞”，而是表现了“静穆”，“凄凉寂寞的意味固然也还在那里，但是尤其要紧的是那一片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