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美国人在北京的“甲流生活”.docVIP

PAGE  PAGE 2 一家美国人在北京的“甲流生活” 　　8月底,我们乘坐的飞机飞抵笼罩着烟雾的北京上空时,我给两个儿子准备了粉色的泰诺咀嚼片。听朋友说,北京正在大搞甲流隔离:把游客关在警方看管的酒店里,把儿童单独关在医院病房里。我们刚刚开始在中国的第三年生活,正在学习普通话。 　　我往每个孩子的嘴里塞了两片药,希望他们在飞机降落前不要意外发烧。我微笑着命令他们:“咽下去。”我8岁的儿子索恩说:“可我们没生病啊。”他的弟弟艾丹觉得很热。我知道,中国的“体温警察”已经全副武装等着我们了。 　　走在机场的通道里,我的心跳加快了。我们通过了红外检测仪,通过了小战士手中的测温枪。我们会像前面那对哭泣的母女一样被拉到旁边吗?艾丹哼哼唧唧地说,他又想吐了。我轻声说:“不行!别停下。”领取行李的时候,我天真地说:“好了,我们的甲流篇章结束了。” 　　通常说来,我并不为我们在中国的健康问题担心。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信任医疗系统,事实上,我并不信任。不过,一旦你开始为肺活量或者可吸入颗粒物感到烦恼,很快就会产生强迫心理,非得回国不可。我去年在北京发现自己患上了乳腺癌,然后充分领教了中国的医疗系统:完全是不可信的治疗与傲慢态度的古怪结合。从那以后,我就尽量不去北京的医院了。 　　然而,中国的“防治甲流程序”是躲不开的,因为这年秋季,中国对这种病毒展开了全面攻势。 　　时至9月底,我要填好每日健康报表中的各项内容,让孩子们带到他们就读的国际学校去。10月份,学校的一名六年级学生患上了甲流。我们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那时候,连我都忍不住要谈论甲流的话题:孩子们会染病吗?我们非得把他送进医院,让他们孤零零地待在那里吗?每一天规定都变得更加复杂。监督措施使我越发紧张不安。 　　每天早晨乘坐校车的时候,一个中国阿姨都会手持测温枪等在路边。孩子们在她身边排好队,她用测温枪点一下每个孩子的前额。 　　每天,课堂上还要测两次体温。一天,艾丹的体温有点高,午休时被送到了校医室。他旁边的小姑娘真的发烧了,于是进了隔离病房。艾丹偷偷向里面望了一下,他说里面很吓人,“有一张床,别的什么都没有。” 　　前不久,中国卫生部决定给我儿子所在学校的所有学生接种疫苗。在那之前,接种疫苗的大多是中国公民。我对中国的疫苗不太放心。看过毒牛奶和毒鸡蛋新闻的人都明白为什么。 　　尽管满腹疑虑,我还是按要求做了。在学校,我和忐忑不安的家长们排队填写知情同意书,可同意书更像是筛查申请:卫生部方面很快就会通知我们,孩子们是否可以接种疫苗。 　　我在表格上签了字,然后出门打车,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希望得到怎样的答复。(摘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