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城市绘出中国城市新天际线.docVIP

PAGE  PAGE 6 国家中心城市绘出中国城市新天际线 　　一棵大树在森林中长得越高，就能够获取更多的阳光和雨水。一个城市在城镇规划体系中的层级越高，同样意味着可以集聚更多的人口、资源乃至文化财富 　　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城镇规划体系设置的最高层级。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横空出世，它们或已拥“中心”之实或正在建设“中心”的道路上疾驰。如同在原始森林中争得了最高处的天空和阳光，它们一个个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厉兵秣马，蓄势待发。 　　国家中心城市不仅在观念上改变了中国城市的范畴体系和分类框架，也在中国的城市天空上绘出了一道更高更远更壮阔的新天际线，并在深层次上重构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思路和发展道路。 　　一次新的“提拔”和排队 　　首先，让我们看看已有的城市天际线是怎样被打破的。 北京国贸桥附近夜景 　　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城镇体系?划》首次设立了国家中心城市，并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列入其中。尽管这份文件只对国家中心城市作了性质和功能的描述，没有给出评价体系和认定标准，但从首批入选的5个城市看，不外乎是“北上广+直辖市”。 　　但是，2016年以来，风云突变。2016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先是在《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接着，在2016年年底和2017年年初，发改委又在两份复函中把武汉和郑州纳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序列。 　　与此相随，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话题再次火热起来。迄今，坊间还在流传着10个乃至更多的备选城市名额，于是围绕着什么是国家中心城市、如何选拔和认定国家中心城市、以及谁能成为下一个新晋“选手”，迅速成为热门话题。本来一直相对稳定和平静的城镇规划，一下子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而那些一直紧盯和追求此目标的实力派城市，更是“茶饭不思”、“度日如年”，成为各种小道消息的主要策源地。 　　根源在于，这不是一个概念游戏，也不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城市辛勤跋涉、努力奋斗的认可和奖掖，更是一个城市遇到的重大历史转机，是关于一个城市未来的规模、层级、地位、形象和前景的制度安排。 　　不同于欧美和拉美，与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中国已走出了一条“中国式城市化”道路。与西方城市化主要由市场主导、拉美城市化主要由西方主导不同，中国城市化的突出特点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引申言之，最高层级的城市自有最高层级的待遇。一个城市的地位和层级，不仅直接影响到它能集聚怎样的资源和人口，也决定着其经济生产方式和普通市民的精神面貌。由于名额有限，机会难得，所以，很多城市争先恐后、全力以赴，也自在情理之中。 　　新“中心地”引发双重变奏 　　一棵大树在森林中长得越高，就能够获取更多的阳光和雨水。一个城市在城镇规划体系中的层级越高，同样意味着可以集聚更多的人口、资源乃至文化财富。 　　简单说来，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所说的“中心地”密切相关。“中心地”，可以向居住在其周围地域的居民提供各种货物和服务。而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中心城市就是一个容积更大、磁力更强的新“中心地”，它的出现意味着城市政策、战略、人口、资源的一次重大重组，既是对每个城市的重新认定，也是一次全局性的再造。 　　先看空间。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角度看，目前的一大任务是补中西部和东北这两大短板。为此，国家制定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三大战略，并设立了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四大国家级城市群。但由于城市化水平普遍较低，首位城市积累不厚、动能不足，因此特别需要通过提升首位城市层级，来实现“大马拉大车”。 　　在此背景下，西部先后确立了重庆、成都两个按国家中心城市层级安排的城市，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确定了两大支点。而此次武汉和郑州的脱颖而出，则可被视为是出于解决长江经济带“中部塌陷”和中原城市群“缺乏支柱”的战略需要。长江中游城市群涉及4个省，中原城市群涉及5个省，它们一直处于“群龙无首”和“行政割据”状态，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和建立高效的市场分工协作机制。在两大国家级城市群各布局一个国家中心城市，对于结束此前的局面非常必要。 　　“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人是空间的存在物，城市是当代人最主要的生产生活场所。一个国家的城市天际线有多高，每个城市的视野和事业才会有多大。从第一次设置国家中心城市开始，中国城市天际线的最高点已从5个、6个扩展到8个，这8个高点连同其四周众多的次高点，共同支撑起了一片更高更远的城市穹庐，绘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整体空间蓝图。未来的中国人将在这里仰望更高的星空、放飞更高的梦想，成就更非凡的伟业。 　　再说经济。当今世界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