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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在酒楼上》 一、人物形象 1、吕纬甫 吕纬甫的悲剧，是一个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无路可走的境遇中销蚀了自己的灵魂的悲剧。吕纬甫与“我”一样，都是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所形容的“铁屋中的清醒者”。他们都有过“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然而当希望破灭后，他们的清醒，便成了痛苦之源。 从前，吕纬甫是个“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进步青年。然而到了中年，他反而“行动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青年吕纬甫和“我”一起当教员时，教授的是“ABCD”，如今的吕纬甫，却是在教“子曰诗云”；中年吕纬甫，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满怀远大抱负，甚至认为自己指挥土工们掘墓的命令是“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以前的他，是个敢“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无神论者，现在的他，却会将人的死去归咎于“没有这??份好福气”……总之，如今的吕纬甫与年轻时的他相比，判若两人。 然而，他虽模模糊糊，却并非懵懵懂懂。这样的词语出自他的口，说明了他也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麻木。他甚至还亲口承认“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这正是铁屋中的清醒者的悲哀。他讨厌自己，说明了他虽然想世俗妥协，抛弃了理想与激情，却没有抛弃自己信奉的价值判断标准。他虽然成了“退步中年”，却又未完全堕落沉沦。 小说中吕纬甫向“我”讲述了三件他自己经历过的“无聊的事”：为弟弟迁坟，为阿顺送花，自己不再教“ABCD”，转而去教“子曰诗云”。他之所以将这些事情称之为无聊，是由于他身为一名接受过新思潮的知识分子，面对诸多社会弊病却无力做出任何改变，只好将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日常琐事里。 吕纬甫形象深刻的认识意义：留下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落潮的时代烙印；反映了“五四运动”落潮时期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客观上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 “我” “我” 在文本中刚出现时, 与吕纬甫并无太大区别, 均是苦闷、彷徨的中年知识分子。“我”从小在S城长大，而后又到了北方闯荡。如今重归故乡，故乡却已经物似人非，于是，“我”自然而然地“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失去了归属感的人，自然会觉得孤独。造成“我”的孤独的，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年轻时接受过新思潮的启蒙，也曾从代表着愚昧、落后的故乡出走，去往象征着进步、光明的“北方”。然而，自己当年曾信奉的一切，如今都已幻灭殆尽，因此，“我”倍感孤独。但结尾处，“我” 告别了吕纬甫，与他背道而驰，告别昔日的消沉，仍然怀着年青时的梦想，在绝望中抗争、追寻 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 鲁迅探索将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我”、吕纬甫、作者既相互融合, 又各自独立。吕纬甫的自我陈述和与“我”的对话，正是鲁迅灵魂的自我审问与自我陈述。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与人物“吕纬甫”是鲁迅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外化，全篇小说具有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 二、故乡、废园中老梅茶花的意象 “故乡”—— 小说中深冬雪后凄清、萧瑟的自然景观——“铅色的天”、“枯死的莓苔”、飞舞的微雪；“我”的居住环境——“渍痕斑驳的墙壁”、“狭小阴湿的店面”， 以及故乡整体氛围的陌生、沉寂、无法归依等，构成了小说的整体意象，传达出萧索、荒凉、令人压抑的时代气氛，以及单调死寂的人文环境。这正是20世纪中国社会深重苦难的写照，黑暗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与病态的人文环境共同构成了20 世纪初期知识分于具象或抽象的生存背景和境况。 “废园”—— “几株老梅……一棵山茶树……”几段文字仿佛在小说晦暗的背景上浓墨重彩地涂上了几笔亮色, 某种程度上, 它正是鲁迅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的象征。在废墟上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 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的老梅、“红得如火, 愤怒而且傲慢的”的茶花, 所展示的是多么美的一种生命形态! 这不仅是鲁迅那坚韧的生存意志, 也是现代知识者心灵的写照。正象征着现代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独立人格、独立意志与桎梏重重的生存境况相抗衡。 ——“故乡”意象与“废园”意象是以相互否定的形态而存在的。前者偏于客观的一面, 象征着现代知识分子艰难又孤寂的生存背景、生存境况;后者偏于主观的一面, 它的“所指”是现代知识者心灵的独立、坚韧, 即独立人格、独立意志。二者共同构成了《在酒楼上》中充满诗意的意象世界, 使小说中流贯着一种悲凉中隐含悲壮的审美情调。 “鲁迅气氛” 是指鲁迅的精神气质对其小说的投射。鲁迅小说的创作基调的“忧愤深广”，表现为深沉蕴藉，“苦的寂寞”，流露出内心的绝望与苍凉，同时又有一种坚韧的探索——对人的生存境遇、个体价值及国民劣根性的追问等等，这就是通常所理解的“鲁迅气氛”。 《在酒楼上》的“鲁迅气氛”：1、阴郁、落寞、清冷的整体氛围，体现在景物描写和人物心绪的渲染上。2、吕纬甫身上投射出的鲁迅式矛盾的纠结缠绕，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