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西夏文化中的“唐风”.docVIP

PAGE  PAGE 7 漫谈西夏文化中的“唐风” 　　西夏文化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的民族所创造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的总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西夏文化是在与周边文化不断地融合、碰撞中成长起来的。具体来说，有三支文化对西夏文化影响较深：中原文化，即一般所讲的农耕文化，吐蕃文化以及回鹘文化。就中原文化而言，西夏学界常用“唐宋文化”一词代替。平心而论，“唐宋文化”的确对西夏文化有着很深的影响，但“唐宋文化”这种提法容易给人造成唐宋一统文化面貌的误解。事实上，我们在承认“唐宋文化”有继承性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二者之间亦有较大的差异。李泽厚《美的历程》谈及唐宋文化不同时说：宋之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道出了唐宋时代风貌的本质不同。大唐文化到底对西夏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拙文主要通过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的分析来剥离西夏文化中“大唐气韵”的因子。 　　 　　一 　　 　　陈寅恪先生的《论韩愈》一文指出：综括言之，唐史可以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的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的新局面。大唐文化既不同于六朝文化的精致、华美与纤巧，也不同于两宋文化的雍秀、和平与自然，它具有雄奇超逸、宏伟壮丽的时代风格，华丽而不流于浮艳，端严而不失于板滞，体现出乐观向上的风貌与博大开放的精神。让我们首先从西夏文物中去寻觅大唐之背影。 　　在西夏王陵出土了十几尊正方体的人像石座。石座又称为碑座，用来驮负记载西夏皇帝“丰功伟绩”的碑刻之用。碑刻已经被破坏得“体无完肤”，幸运的是这些碑座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石座三面减地雕刻成力士像，力士曲膝跪坐，锁眉鼓眼，咬牙前视，有的袒胸露乳，有的以肚兜罩腹，粗壮的双臂或支撑于地，或举手上托。整个雕刻线条粗纩，用寥寥数笔生动地刻画出力士负重之形象。这种注重着眼大处，注重气势与气度的雕刻手法与唐陵石刻有着极为相似的艺术风格。若与同时代的宋陵石刻相比较，差异则甚为明显：宋陵石刻过分地强调了细部雕刻的精致，但雕刻缺乏整体上的气势。河南巩县宋陵内的文臣石刻，分明是一个个受了气的孩子，两眼无神，唯唯诺诺，没有一点自信与刚毅之气，哪里像运筹帷幄、掌握国家与社稷命运的重臣。宋陵内的武臣石刻亦低头沉目，一幅恭恭敬敬的样子，不像在思考挫败劲敌、驰骋疆场的策略，似乎在揣摩皇帝和上司的心思，算计着个人的权势得失。也许后人永远不会知道拱卫大宋王朝将士们的内心世界，但他们的那一份孱弱无力的形象则被永远定格在一块块毫无生气的石头之上。因此，西夏陵出土的人像碑座绝无宋之流韵，而有唐之遗风，可以说是唐风在西北地区的再次复活。 　　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兰库镇东40公里的古庙里出土了一批西夏时期的泥塑，有力士、童子、舞蹈、女供养人、男供养人、菩萨等多种塑像。其中女供养人面部圆润，体态丰腴，朱唇小口，双目微闭。与1909年出土于黑水城遗址的四美人图皆属同一风格。从形体上看，与唐代仕女图以及唐墓壁画中的女性形象十分接近，体现了“以胖为美”的唐风，而无宋代以来清眉瘦骨的风韵。这些文物多为民间之物，能够反映出西夏普通民众的审美趋向。 　　西夏文化中唐风的另一例证就是贺兰山拜寺沟内的西夏方塔。该塔在1990年时为犯罪分子所炸毁。炸毁前的方塔为密檐式，高13层，每层南壁置直棂假窗。这种形制与陕西周至县唐代八云寺塔、蒲城崇寿寺塔，河北正定开元寺塔，山西永济普济寺塔等类似，唐代方形砖塔均属此制，与著名的大雁塔亦可归为一类。宋代以降，流行八角密檐式或喇嘛塔，四角方塔较为少见。可见，西夏时期的拜寺口方塔概受唐代塔制的影响，犹有唐风遗韵。 　　又如，西夏陵出土了大量的花纹砖，图案在八种以上，大多以莲花、忍冬、水草枝叶为题材。以莲花纹砖为例，莲花图案较为饱满，花簇相拥，与唐代莲花纹铜镜及花纹砖有着极为相似的艺术风格，洋溢着繁盛、和谐的时代气息。河南巩县宋陵出土的莲花纹砖较少，而莲瓣纹、乳钉纹瓦当的图案也较为简单。又如，敦煌西夏壁画中有《牛耕图》、《冶铁图》、《酿酒图》等，渗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唐代画风有着相近的一面。唐代画家把主要的力量用在表现现实人物与人们的普通生活方面，如张萱《捣练图》、曹霸《牧马图》、王维《山居农作图》、《渔市图》等等，描绘了普通民众捣练、牧马、农耕、商市的场景；而宋代画家主要关注山水与花鸟，偶有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杰作(如《清明上河图》)，但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浸染，市井之风过于浓重而缺乏唐代画中恬然、闲适的自然图景。 　　以上仅以数例文物遗存的角度分析西夏文化的大唐风韵。由于西夏的出土文物并不十分丰富，因此尚不能作深入的对比考察。例如，西夏都城兴庆府有可能受到唐长安城的影响，但缺乏考古资料，无从考证；又如在西夏服饰中，幞头较为流行，但西夏幞头是效仿唐制还是宋制，也没有过硬的材料来说明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