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观应从规则主义适度转向人本主义.docVIP

　　刑法解释观应从规则主义适度转向人本主义 关键词: 刑法解释/刑法适用/规则主义/人本主义 内容提要: 各国在对刑法进行解释时，都存在着规则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种不同的观念。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刑法进行解释时一直坚持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维护法制的权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坚持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固有的一些缺陷，如过于依赖刑法的确定性、强调探寻立法者的原意、注重抽象人权的保护而忽视现实人权的保障、缺乏对违法犯罪者的人文关怀等。而坚持人本主义的刑法解释观则有利于明确刑法解释的目标与出发点、确立人权在刑法解释中的地位、注重对犯罪人的人文关怀等。因此，我国的刑法解释观应从规则主义适度转向人本主义。 一、规则主义在刑法解释中的局限性之分析 规则主义又称法条主义，是指以 法律 的确定性为法律适用的前提，力图排除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强调法官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进行裁决的一种司法观念。规则主义作为一种司法观念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法律应在任何方面都受到尊重以保持无上的权威，执政人员和公民团体只能在法律（规则）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该侵犯法律。① 从法律的 历史 沿革看，规则主义的产生和盛行是成文法 发展 的结果。在古罗马时期，《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明显消解了罗马法整体的灵活性或适应性，并逐步演变为严格的规则主义模式。19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盛行的法典编纂运动将严格的规则主义推上了顶峰。② 在我国传统法律的发展过程中，规则主义也有重要的历史渊源。根据《尚书·舜典》记载，被视为舜统治优点之一的“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即是规则主义理念的体现。《礼记·王政》中记载的“有旨无简不听”，同样强调了严格按规则办事的立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倡导“依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并主张通过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的方式严禁官吏任意解释法律。唐朝更是明确要求定罪判刑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如唐律《断狱》十六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我国法制的 现代 化仍然选择了法典化的路径。从清末修律到当代的一系列立法，无一不是以法典的现代化为基本目标。我国的法典化运动不仅保留了传统的严格规则主义，而且因对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观念的“移植”而进一步强化了规则主义的地位。③ 自我国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3条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取消1979年《刑法》中的类推制度后，规则主义或称严格的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更加盛行。例如，有学者认为，由于1997年《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取消了类推制度，因此，社会危害性的概念应被逐出 三、刑法解释观适度转向人本主义的路径选择 人类社会存在和 发展 的根本动力和最高目标是要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必须有稳定的秩序，用秩序保障每个个体在不危及他人及人类整体生存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规则源于人的需要，以人本为起点和归属。马克思指出：“在民主制度中不是人为 法律 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24)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法律与人的辩证关系。刑法的解释同样是人本主义与规则主义的有机统一，同样应当从人的需要出发，尊重人的个性需要和人类整体发展的需要。既然如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刑法解释观也应当从规则主义立场适度转向人本主义立场，其具体的转变路径如下： 1.在解释立场上应实现客观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统一 长期以来，人们信奉 科学 实证主义的理论，认为犯罪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刑法解释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犯罪与刑罚的同在 规律 ，即遵循科学性的客观原则。但是，社会发展的 历史 告诉我们，知识包括有关犯罪的知识并不完全是客观的，有些知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共同认识的结果，因此，刑法应当如何影响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和社会结构，以及行为主体的认识和行为又如何影响社会秩序，都是认识融合与观念分配的结果。这就是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无论人们是否赞同，从科学实证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变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人类认识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人们不会完全否定和背离客观实证主义的观念，但适度修正客观实证主义的观念并接受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已经成为事实。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孙大午案”(25) 和“许霆案”(26) 都证明了建构主义理论的现实性，即对犯罪与刑法的解释并不完全是客观的，有时它是公众认识的结果。这也决定了刑法的解释与适用最终应当取决于公众的愿望而不是法官个人的理解。因此，坚持规则主义刑法解释观的法官应当以超然中立的客观解释者的身份来解释和适用刑法；而坚持人本主义刑法解释观的法官必须以社会公众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