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解构及当代中国民事立法的理性选择-适度法典化.docVIP

　　民法典解构及当代中国民事立法的理性选择:适度法典化 　摘要：十九世纪以来，编纂民法典一直是大陆法系国家实现法治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进入二十世纪。解构民法典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新的潮流。本文以比较法的视角，论述了大陆法系国家解构民法典的表现．剖析了形成这一现象的若干原因。指出，当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应该以大陆法系国家解构法典化为启示。不应该再片面追求制定一部大而全的民法典，而应该采取适度法典化的策略。 　　关键词：民法典解构；原因；民事立法；适度法典化 　　中图分类号：D908 　　　英国比较法学者格伦顿指出：19世纪的民法传统向20世纪的过渡是与自由主义的公平放任经济管理到有计划或统制经济的现代社会福利国家的转折密切相关的。如上所述，民法体系的分类恰似唯一值得考虑就是民法典所包括的法律领域。在这些领域中，19世纪诸法典对确立个人自治起了很大作用，同时预示了政府干预作用的减弱。这种体系恰当地反映出当时流行的关于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然而，本世纪转折之际。那种将要改革法律与社会秩序的力量已经开始发生作用。在20世纪后期，对于19世纪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摆脱显然已意味着由私法或民法到公法的重点转移，法律秩序日益具有官僚政治和行政管理秩序的特征。 　　在19世纪大陆法系国家法典化时期，由于受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在整个西方社会结构中存在个可以与公进行对抗的私的因素，它公开地支撑着一片私人生活的独立空间，并成为权力因素无法干预的权利空间。所以，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自己责任构成早期民法典的核心理念。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私法领域中许多新的以保护社会利益为目的的社会法律关系，比如劳动法律关系、环境法律关系和保险法律关系的产生。它们与传统的以保护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理念的民法典相龃龉，所以，这些规范逐渐从民法典解脱出来。 　　而且，在当代各国，公私二元分立不复存在，公权力干预经济活动，向私人空间渗透的趋势不断增加。在经济商事法律领域，体现为国家制定一系列的加强宏观调控、进行经济监管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实际上就是伊尔蒂所说的微观法律系统。 　　 　　(二)民法典固有的缺陷 　　19世纪以来的法典编纂一心关注法典的确定性、系统化与完整性的特征，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权原则，要求法典必须清晰、连贯和完整。激进的法律理性主义使人们相信。制定完整而系统的法典并非不能，法官的作用仅仅是根据案件事实。选择合适的法典条文，并阐明其具体含义，就可以得出正确的判决。《德国民法典》还表达了一种法典化思想．即如下观念：人们应在一部唯一的系统划分的法典中对公民的权利清楚而明白地加以规定，以便使每个人都可以知道他的权利。并且独立地对其权利加以运用。这种对法典的理想化设想体现在1794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颁布的《普鲁士民法典》，该法典的条文总数超过16000条之巨，其结果可想而知。 　　正因为如此，萨维尼指出，法典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即便从最低限度的和谐一致而言，事实上都不存在这样个有机体。 　　法典只能反映它被制定时的社会生活背景之下的需要。因此，常常会出现法典一颁布就过期的问题。事实上，将民事规范融入一部大法，应付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问题的企图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实现过。而且从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看，法律从来都是社会发展的函数，社会发展必然要求法律的扩展和变革，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实践看，为了使民法典适应社会实践变化的需要。采用各种法律技术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德国民法典自从创建以来，其对其形式上、实质上的修改从来没有停止过。采取的方式包括：其一，直接对《德国民法典》法条进行改动；其二，对《德国民法典》本身不作改动，而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民事补充法：其三，通过意义日渐重大的司法判例和学说中，对民法典的适用产生了影响。 　　 　　(三)法律的社会化对传统民法的调整范围产生重要影响 　　事实上，20世纪以来，随着法律的社会化时代的到来，公私法划分出现了危机，这一变化对传统民法调整范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一种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既不属于公法又非私法的法律部门社会法应运而生。社会法的诞生。使传统的二元结构的法律体系发生了变化，它以经济法的出现为标志，由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环境资源法、保险法为主干构成。由此。现代法的体系演变为由私法、公法和社会法兰大部门群有机结合的、各有其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的整体。具体而言，社会法的调整方法就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方法，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社会法区别于私法、公法的具体特点体现在：(1)受限制的私法自治，任意性的调整和强制性的调整方法的结合；(2)相对强制方法的使用；(3)倾斜保护原则的运用，即把弱者利益的保护作为法律原则；(4)法律责任方式转变，出现社会责任；(5)主体的特殊性，社会法的主体是具有特殊性、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