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北宋理学诗的文化特色.docx.doc

北宋理学诗的文化特色 人生的极致是诗情与哲理，深刻的哲理和鲜活的诗情从不单独存在，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生存呈现，是一株常青的生命之树。北宋的理学诗就是例证之一。 李泽厚先生在论及中唐士大夫人格内在矛盾时说：“中唐这种矛盾性格逐渐分化，经过晚唐、五代到北宋，前一方面（指兼济）——打着孔孟的旗号，口口声声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方面，就发展成为宋代理学和理学家的文艺观。后一方面（指独善）——对现实世俗的沉浸和感叹倒日益成为文艺的真正主题和对象。”真正代表宋世风流，在艺术审美上影响后世的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宋词而不是理学诗，但是在文化意义上，理学诗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虽然，程颐认为“作文害道”，几乎从不写诗，但是北宋其他理学家仍然是以诗言志，以诗缘情：“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为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自得也。”（《伊川击壤集序》）但是由于理学精神的渗入，这些理学诗并不同于一般的山水田园、抒情言志的诗歌，而具有了文字身后的文化意味。以理学背景做底色，这些诗歌表现出的正是伦理本体观照下的主体人格的高扬，是在观物体道的审美体验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孔颜之乐”的人生境界。 安史之乱，使盛唐时发挥到极致的政治本体趋于崩溃，从中、晚唐到五代以来，士大夫沉溺佛老、避世山林，道德堕落。李商隐在《安定城楼》一诗中写道：“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雏竟未休。”登高远望本应境界阔大，而晚唐士人却日渐衰落，“欲回天地入扁舟”，家国抱负全可不要，只在这一叶扁舟之中终老残年。之后的“花间派”更是沉入闺阁之中，醉死在桨声灯影下。韩、柳、元、白的努力也没有成功，白居易本人后来也以香山居士自居。而北宋建立之后，科举取士的制度得以完善和发展，儒学复兴，激发了士大夫的经国济世的事业心，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理学家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吸收和批判释道的宇宙论、认识论的理论成果，重建孔孟传统的。 旨酒佳肴与管弦，通宵鼎沸乐丰年。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天。 （邵雍《感雪吟》 道大宁容小不同，颛愚何敢与机通。并疆师律三王事，请议成功器业中。 （张载《送苏修撰赴阙四首》其二） 阖辟天机未始休，衫衣胝足两何求。巍巍只为苍生事，彼美何尝与九州。 （张载《送苏修撰赴阙四首》其二） 即使是深居安乐窝中的邵雍，安闲自适的同时仍然心忧百万流民，《感雪吟》这首诗颇有点晚唐讽刺诗味道，虽不如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得深切，也足以说明邵尧夫并非是无是非之心，自许羲皇上人的。张载在诗中说“并疆师律三王事，请议成功器业中”，这既是送友人，也是自勉之辞。继轨三王，有道则仕，入世参政的热情极为高涨。在第二首诗中，“巍巍只为苍生事”让人感动，而在这一方面更为著名的仍然是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自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也哉”，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为人立法以来，对主体人格的重视在历经千年之后再一次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被凸显出啦，在理学家这里，伦理上升到本体的地位，把孔、孟由人生观的层面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横渠四句”，清晰地揭示了这一上达的途径，就是通过重建天人体系，由宇宙论到伦理学，“张载和整个宋明理学都用宇宙论（不管这宇宙论是唯物论的如张载还是唯心论的如二程，这一点并不十分重要）武装自己，是为了建立适合封建社会伦常秩序的人性论（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从而都是要从‘天’（宇宙）而‘人’（伦理），使天人相接而合一。”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正是这样一个思路。而天地的心，生民的命，往圣的绝学，万世的太平也就都是天理的显现，“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二程集·周易程氏传》卷三），这就是后来朱熹所说的“理一分殊”、“月映万川”。 圣心难用浅心求，圣学须专礼法修。千年五百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 （张载《圣心》）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张载《芭蕉》） 要“致知”必须先“格物”，物既包括先贤礼法文献，也包括自然万物。《论语》中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耳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宋儒们却不仅要研习夫子之文章，更为重要的是要探究“圣心”，即天道。在《芭蕉》一诗中，理学气息更加浓厚，读罢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不是芭蕉叶大，而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和朱熹的名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由自然而到人心，一方面，天下之物，莫非天理，而另一方面，“夫所谓观之以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