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docVIP

　　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行省是元朝统治时期广泛设立于全国的地方大行政区，在 中国 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省”的本意为宫禁，引伸为中枢机要、行政机构的名称，因此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滥觞于魏晋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到金朝后期再出现时，已较频繁地使用行省的简称（以前通常简称“行台”）。元初的行省性质与金朝类似，仍属中央派出机构，设置并不稳定。但随着全国的统一，行省很快转化成了固定、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1]。明朝废宰相，中央已无称“省”的官府。地方的行省一称虽亦废止，但代之而设的布政使司在习惯上仍被俗称为行省乃至“省”。于是“省”的含义遂由宫禁、中枢转变为地方行政机构， 影响 直至今日，而元朝行省正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从制度层面而言，元朝行省辖区广阔，权力集中，地方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此前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体制明显有异。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能够对空前广袤的疆域统治近及百年，行省制度在其中所起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近期出版的李治安《行省制度 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一书，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元朝行省制度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将元朝行省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 　　李治安教授是 目前 国内蒙元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中年学者之一。早在由杨志玖先生指导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一书中，他就通过分封制度的视角对元朝 政治 体制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考察，已触及行省制度的一些具体 内容 ，为这一题目的正面研究进行了初步准备。后来又合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 　　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行省宰执当中，丞相不常设，平章政事在多数情况下为一省之长。元朝统治者对这一职务非常重视，“虽德望汉人，抑而不与”[21]，通常只能由蒙古、色目贵族担任。而实际上，行省总制一方的权力主要就表现在平章政事（设丞相时当然还有丞相）身上。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得掌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说到底只是为了体现“汉人不得与军政”[22]的原则。可以看出，元朝统治者在防范汉人掌握行省大权方面是煞费苦心的。比较而言，将行省的主要权力交给蒙古、色目贵族显然就保险得多，因为这些人几乎全都出身于怯薛，属于皇帝（大汗）的世仆家臣，皇帝可以比较放心地对他们“委任责成”。而他们对皇帝、对朝廷的忠心，在一般情况下无可怀疑。作为一个异族身分、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得到某一汉族地区的拥戴来策动分裂。元朝个别时期曾出现行省官员对抗中央的军事行动，如仁宗时的“关陕之变”和文宗即位以后四川省臣的叛乱，但那都是由皇位争夺引发的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中央先乱而地方后乱，并非地方势力 自然 成长导致与中央的冲突。总之，元朝统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萧启庆先生说：“对蒙古统治者而言，地方分权之弊可由种族控制之利来弥补。”[23]所言也是这层含义。元朝中央分权与地方，与皇帝放权于宰相一样，不能完全从汉族 社会 历史 发展 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尽管行省在元朝并未造成“内轻外重”现象，并且为巩固大一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明初朱元璋仍然将其权力一分为三，根源自然也在于此。 　　还是回到《行省制度 研究 》一书。白璧难免微瑕，书中个别地方也偶有疏漏，谨就管见所及略陈二处。上编第二章“行省机构组织与圆署分领制”在叙述行省掾属（吏员）时，为其加上了官品，称行省掾史（令史）、通事、译史、知印为正从八品，宣使为正从九品（第28～33页）。这一表述似乎欠妥。我们知道，元朝不像前后各代王朝那样注重官、吏之分，官大多由吏出身，低级职官又常常重新充任一些高级、重要机构的吏员。行省地位崇高，其吏员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低级职官。武宗至大元年（1308）统一规定“内外诸衙门令史、译史、通事、知印、宣使有出身人等，于内一半，职官内选取”。其中具体规定，行省令史、通事、译史、知印于正从八品职官内选取，宣使于正从九品职官内选取。[24]但恐怕不能就此认为行省令史、通事等品秩正从八品，宣使正从九品。因为这些吏职由职官充任者仅是一半（武宗以前大概还不及一半），剩下一半应当仍由六部、宣慰司等机构吏员转补，或是由行省自行选辟。这些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