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与制度安排——论我国的教育公平问题.docVIP

　　公共治理与制度安排——论我国的教育公平问题 　　公平是一个相对的 政治 哲学 范畴，意为平等与公正。胡森（HusenT.）把教育平等分为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教育公平是全民教育的灵魂。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马维娜认为，教育公平不是一个简单的理念或实践问题，而是一个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特殊问题。不同的 历史 语境赋予教育公平不同的历史使命，包括资源配置的权力运作、阶层分化的新元素介入、公共政策的权威性配置等等。战飚认为，“教育公平是动态的相对的教育平等。其基本内容就是实现教育利益分配的公平。这种利益分配体现为三个阶段： 发展 权利与发展机会的分配阶段、发展条件的分配阶段、发展水平和资格的认定阶段。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围绕着现行教育资源分配制度而对有限教育资源的争夺，已经形成了教育有失公平的局面。周金燕依照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使用不平等的测算工具——基尼系数作为教育公平的基本测算工具，首次建立了适合于我国整体评价和省区比较的教育公平综合指标体系。张长征估算了1978～2004年间我国历年教育公平程度。结果表明，我国总体教育公平程度较改革开放初期已有显著提高，然而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较低。而且由于存在着显著的区域教育不平等与城乡教育不平等，教育水平提高对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显著影响。 　　90年代中期以来的教育产业化，主要是以效率的标准来看待发展，发展同时忽视公平，可以说发展大于改革。与发展教育产业化的正路——更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培育和扩大教育市场，积极发展民办教育，引导全社会的资源共同参与举办教育不同，目前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宏观垄断、微观放开”的“产业化”思路。“效率优先”、不择手段“做大蛋糕”成为“教育产业化”思潮的基本价值。然而，这种单纯“市场—效率”导向的公共政策的最大问题，是淡化、模糊了政府提供教育服务的特定职责，混淆了政府和市场、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不同功能，架空了弱势阶层和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杨东平认为，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两种不同的教育发展模式、转型期新的利益格局和“教育产业化”的发展路径等，造成教育机会均等的深刻影响。 　　当前，教育领域的不公平表现在城乡、区域、学校和不同群体之中，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如政策偏差导致资源配置失衡、“城市取向”加剧城乡鸿沟、精英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市场机制的介入挑战教育公平、扭曲的价值观成为追求教育公平的桎梏。对于教育不公平问题，大多数学者从加大教育投入、强化政府责任、完善相关 法律 法规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也有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汪柱旺认为，作为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方式，教育券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弱势学校的扶持，对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等等，具有它独到的优点，根据我国的国情，推行 科学 、合理的教育券政策，对促进我国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实现受教育者的公平和教育主体－学校的公平，具有良好的导向和促进作用。 　　二、教育公平问题的制度基础 　　教育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的体制转型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按柯武刚、史漫飞在《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中的说法，转型是从一种国家或政体被转变为另一种国家和政体。当前，该词指这样一种制度变革，即从以生产资源集体所有制和党政机关控制生产资源的运用为主转变为以私人所有制以及按个人和私人团体的分散决策运用生产资源为主。这种说法可以说代表了国外新制度经济学家和大部分主流学者对转型的认识和看法。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权改革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增强对经济主体的激励，同时，政府应该更好地承担起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相对于成熟的自由化市场经济而言，在转型过程中政府对市场、对 企业 的干预都存在，而且其方式和范围都不同。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干预的方式和范围在变化，干预的总体水平也在弱化。但转型过程并不能等同对政府干预强度的降低过程，如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向市场经济过渡并不是弱化而是要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但是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其在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同时，利益取向也很明显。政府干预可能会偏离制度优化的方向，政府可能会通过加强对经济社会的管制获取利益，相应的社会上就会出现很多利益集团和寻租活动。利益集团能够通过 政治 的或其他渠道左右改革，他们可能通过非法的和私下交易对政府政策形成施加影响，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控制被称为“政府被控”（statecapture）。政府被控的国家经济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严重阻碍了制度的发展。更为糟糕的是，这样一种寻租的社会会不断地得到加强和促进，从而进入一种锁定状态，要打破这种锁定状态，就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通过立法和赋予各种行为主体维护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