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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一个独特现象 　　摘要：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时代的原因，对浩然及其创作的研究在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此，我试图以自己的认识，来解读浩然，解读浩然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浩然；价值评判；政治；时代；独特 　　 　　浩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无法回避的一个名字，是中国文坛一个独特的现象和风景。自从1956年发表处女作《喜鹊登枝》至2008年逝世，浩然创作了多部短篇小说和《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等中长篇小说，出版各类作品近千万字，是当代中国文坛高产的作家。而在过去的50多年中，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评价却先后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关他的是是非非，并未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当代文学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浩然，也将沉重的负担压在了他的肩上。浩然的创作体现了文学的历史性和政治性及大众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叠合。他是与新中国文学共生共长的作家，从浩然四十多年起落沉浮的文学生涯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文学曲折前进的历史，这或许正是我们研究浩然的意义所在。 　　文革前十年，浩然凭着自己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优越出身，凭着他与中国农村天然本色的关系和他艺术家的天才悟性与勤奋，很快的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一开始浩然创作的一大批短篇小说，虽然总体上未能脱离歌颂新人新事的框架，但清新的生活画面，活脱脱的人物形象，浓郁的乡土气息，仍然赋予了这些作品较高的美学价值。 　　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理论日益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以阶级斗争为基本主题的《艳阳天》由于适应了这一需要，层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部描写和平年代里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声音，但浩然又尽可能的把概念化的阶级斗争生活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品的不足。可以说在浩然的小说创作中，《艳阳天》毫无疑问是最能体现其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作品源于作者力图创造乡村史诗的冲动，这部长达120万字的巨著分三卷于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其最终完成和出版恰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因而，有学者认为它是整个“‘十七年文学’的幕终之曲”。它以“准样板小说”的身份进入“文革”，而且几乎成为“文革”期间唯一可以公开出售的“文革”前小说。特殊的阅读环境，给《艳阳天》及浩然带来巨大声誉，而浩然其后以更为“样板化”的小说写作，成为“文革”期间“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个“样板作家”。他当时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极为特殊的关系，是其本人和作品在“文革”后遭人诟病的直接根源。有论者认为，“作为社会性象征活动，文学与电影不仅‘反映’所谓的现实，其实更参与、驱动了种种现实变貌；作为大众文化媒介，文学与电影不仅铭刻中国人在某一历史环境中的美学趣味，也遥指掩映其下的政治潜意识”。对现实进行“反映”的文学活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现实的想象；而“政治潜意识”几乎是身处当时历史情景中的人们所无法把握的，政治热情的高扬、政治理念的强力灌注，往往使他们无法区别现实与想象，无法理性对待自己早已融为当时政治意识形态一部分的行为方式，包括写作活动。这也是直到近年，浩然还在以或平和、或激进的方式为自己辩解的原由之一。其指归无非还是诉说当时写作动机的真诚和力图证明自己的作品，特别是那些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作品，在今天仍然存在价值。 　　1998年9月，浩然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访问时，还发表了几个“惊人”的观点：(1)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针对浩然的这一言论，随后出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声音，诸如《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浩然的确是个“奇迹”》、《关于浩然的奇迹及其他》、《“奇迹”浩然面面观》等等。 　　对这些夹杂着攻击的声音，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指出：“(刊登)关于对浩然褒贬的杂文，各报刊已有一年多了，现在炒得更厉害了，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他的反映17年农村生活的作品；二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政治问题’。”他详细的谈了自己的看法，从政治上肯定了浩然。与此同时，也存在比较平和的讲求学理性的评价意见，一些文学批评家从艺术上对浩然及其作品进行了分析并作了适当的肯定。如洪子诚认为“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再到《西沙儿女》，是作家逐步实践激进的‘政治美学化’的文学主张的过程”，并进而认为浩然在“文革”期间的创作存在“重大的失误”。张德祥曾说：“我之所以再次谈论浩然，因为在我看来，浩然本质上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农民作家”。说浩然是一个作家，因为40余年来，他笔耕不辍，以写作安身立命，以小说闻名于世，文学成为他生命的最高追求，成为他生命价值的体现。只要不是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重要一页……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