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诊所课程的实践进路思考.docVIP

　　刑事诊所课程的实践进路思考 　　办理刑事案件，学会代理辩护，是高校法 科学 生的一个学习目标。也是诊所 法律 教育 的任务。建立和利用刑事法律援助的实践平台，是完成这些目标和任务的基础和条件，因为“诊所教育最关键的界定要素是它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学习。”没有刑事法律援助实践，刑事诊所课程的教学效果将大打折扣，实践教学的目标就可能落空。经验告诉我们，诊所刑事援助的进路选择非常重要，在目前法制背景下，应着重明确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L.编辑。 　　 　　(一)刑事诊所学生参与诉讼，出庭辩护，明确身份定位 　　 　　诊所学生一般都没有律师资格，出庭代理辩护，法律允许吗?以何种身份代理辩护呢?这种质疑直接影响学生刑事援助的进路，不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且是实践操作问题，必须首先明确。 　　我们知道，在刑事诉讼中，除刑事被告人自行辩护外，还可委托他人辩护，或接受指定辩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 经济 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可见，指定辩护的辩护人应当是律师，诊所学生一般不具有执业律师的身份，因此不能作为指定辩护人进行辩护。但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生作为公民，接受委托而充当辩护人，出庭辩护，法律并不拒绝。《刑事诉讼法》第32条确定的委托辩护人包括：①律师；②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这一规定清楚地表明，在委托辩护的案件中，辩护人不限于律师，如果由人民团体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非律师的公民同样可以接受委托而代理辩护。所以说，“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委托律师或其他公民担任辩护人，协作其进行辩护”毫无疑问，非律师的公民应包含年满18周岁、经过法律专业训练的诊所学生，除非他是“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诚然，《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没有赋予公民直接接受被告人委托而代理辩护的权利，进入诉讼的渠道相对狭窄，但允许以公民的身份代理辩护却是明白无误的，至少没有禁止性规定。 　　《人民法院组织法》则从法院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实现的角度，对委托辩护人的范围及产生方式有更宽泛的规定。该法第8条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进行辩护外，有权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或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或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由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其中“经法院许可的公民”可以是被告人或其近亲属、监护人委托的公民。也可以是人民团体或被告人单位推荐公民。依循这一规定，刑事诊所的学生可以径自接受刑事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委托，只要经法院许可即可代理辩护。刑事诊所的学生因此在刑事援助方面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的空间。 　　依据上列法律的规定，刑事诊所学生有权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刑事诉讼，出庭为被告人辩护，开展刑事援助实践。认为诊所学生没有律师资格，无法或不能代理刑事辩护，否则构成违法的看法，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解。不当限制乃至堵塞诊所学生出庭辩护，为被告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 　　 　　(二)立足刑事诊所的实际，合理选择援助案件 　　 　　毫无疑问，不是有援助需求的刑事案件都适合作为诊所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援助案件，尤其是需要出庭辩护的案件，应当慎重选择，这不仅影响到个案援助的效果，也关系到刑事诊所课程的 发展 问题。 　　经验告诉我们，刑事诊所在援助案件的选择上，一是要避免贪大。客观地讲，学生在能力与经验方面总会有欠缺，多方面的担心也会给学生造成较大压力，面对重大或复杂案件，他们有限的能力会再打折扣，从而难以充分地维护刑事被告人利益。勉强为之，效果不佳，不仅是法律援助的失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在损害被代理的刑事被告人权益，也有悖诊所教育宗旨。二是要避免片面地追求强烈的社会反响。诊所教育的本质在于“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以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即高等技能。”因此法律援助首先是诊所教育的实践教学平台，本身不是目的。忽略经验学习的本旨，选择案件不以是否适合学生并应获得援助为标准，而是过分看重所谓社会反响，甚至追求所谓轰动效应，把援助变成作秀，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甚至产生负面的社会反响，无论于法律援助还是于诊所教育本身，都是一种损害。 　　刑事诊所课程的实践教学和法律援助，应该从小而简单的案件做起。轻视、不屑以致拒绝有援助需求的“鸡毛”小案，不是理性选择。相对小而简单的案件，除了学生的能力较能胜任，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