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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PAGE \* MERGEFORMAT 12 页 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的深刻变迁 刘少杰 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社会认同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并且这个话题所反映的内容也日渐复杂。这不仅因为社会认同是网络行为的核心因素,在日益增多的网络事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在于社会生活网络化促使社会认同发生了形式与内容、地位与作用的深刻变迁。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认同在网络化发展中呈现出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一、社会认同研究的转变与限制 ????社会认同首先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很多学者在20世纪前期对社会认同就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讨论社会认同的文献仍主要是关于个体的自我认同,诸如关于个体的身份认同、群体归属、地位和层次认知等,都属于通常的社会认同研究。因此,一些社会学家认为,20世纪前期的社会认同研究实际上是个体认同研究,真正从社会层面开展的认同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1](前言P1)。 ????方文论述了社会认同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发生的从个体向社会的转变。方文认为,在1967年,社会心理学领域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一个事件是被誉为 “社会心理学教皇”的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厌倦了个体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导致了“社会心理学危机话语”的发生;另一个事件是泰弗尔(Henri　Taifel)和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举起了“社会关怀”的旗帜,开始了群体认同或群际认同的研究。这两个事件共同宣告了个体论的社会认同研究取得突破。。[2](P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社会认同研究从个体向群体乃至社会的转向,虽然应当看到是通过心理学家研究方式转变而实现的,但这种转变为什么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的呢?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后期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这个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1967年,丹尼尔·贝尔发表了《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同年,加芬克尔出版了其代表作 《常人方法学研究》。笔者曾指出: “贝尔以后工业社会理论直接概括和揭示了科技革命引起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而加芬克尔则是以社会学思维方式变革的理论主张和原则建构,间接地表达了对科技革命引起社会变革的理解和体验。”费斯廷格、泰弗尔和莫斯科维奇等人在心理学领域引起的转变,其实同贝尔和加芬克尔的研究一样,都不过是对科技革命推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一种学术反映。 ????由科技革命推动的后工业社会来临,之所以能够促进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突破个体论限制,最重要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 ????其一,后工业社会实现了产业结构转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迅速上升。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70%以上。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表明,面对物或面对自然的物质生产的地位已经下降,而为人服务的第三产业已经上升到主体地位,因此,发达国家的中心任务已经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为人服务的领域。物质生产展开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展开的则主要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变化也必然要求人文社会科学超越个体论的视角,切实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去观察和研究社会生活。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变迁的技术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大幅提升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规模,而且还极大地扩展了人类信息交流的途径和空间,提高了社会交往的能量和地位。信息技术革命以其强大的效率和不可遮挡的魅力,把越来越多的人从狭小的个体活动场所带入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各种场所中的群体活动甚至超越群体界限而在更广泛层面上进行信息交流,呈现出信息技术革命之前无法与之相比的活跃状态。人们在日益发达的信息交流或更加广阔的信息空间中,不仅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他人,也能够更明确地理解自己,原来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局部空间中不易判明自己身份归属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复杂的信息交流中认识群体乃至认识社会。 ????因此,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从个体论转向群体论,其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研究者的心理变化和视角转变,更重要的是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变迁。并且,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发展,更明确地从现实基础上要求社会认同的研究实现转变。时至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等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使信息技术革命呈现出更加波澜壮阔的场景,社会生活实现了大规模的网络化变迁。人们在网络化潮流中涌入越来越广阔的社会空间,城市社会、民族社会乃至全球社会,人们可以凭借新媒体技术便捷地进入其中。在不断扩张且充满新因素和不确定性的网络社会中,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自我属于这个社会的哪一个位置,而是自我应当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