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docVIP

　　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最近，应英国出版社RoutledgeCurzon的邀请，我在我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发表的文章里，挑选出一部分，准备出版一部论文集。这是一次很奇妙的经验。首先，我重新阅读我某些尘封已久的文章，他们提醒我在治学的历程中，曾经走过怎样的路，身处过什么地方，如今回想起来，有些文章让我感到快慰，有些却不然。其次，这次经验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当我自己的 历史 家，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找出一些一开始便存在的主题，也找到一些在半路中途才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想法。换句话说，这次选辑的工作帮助我了解自己的思想经历了什么转变，同时也明白自己始终保持不变的想法是什么。 　　本文是这部选集的导言。尽管我大部分的学术 研究 都集中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因此也无可避免地探讨着 中国 与西方的互动（或者是中国与一个备受西方 影响 的日本的互动），但我始终坚持的，是我探究中国内部的决心。也就是说，我始终认为，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简言之，我希望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我的第一部著作《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 发展 》（Chinaand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MovementandtheGro），便是体现这种想法一个早期的尝试。在该书的前言中，我开宗明义地说，我不会走过去研究中国传教团的路子。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研究的是传教团的历史，而非中国的历史。随着二次大战后中国研究在美国兴起，西方中心观的缺失越觉明显，人们开始提倡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我的导师费正清(JohnK.Fairbank)是倡导这种 方法 的先锋之一--也就是说，应该更注意理解和评价基督传教团在中国历史所扮演的角色。我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采取的正是这种方法。 　　自从踏出这一步后，我日后的路子注定是漫长而曲折的。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的最后一章里，我预告了我下一步的计划：用批判的眼光检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研究取向（这也是和费正清关系密切的）。这种研究取向对美国在战后一二十年间研究十九世纪的中国有重大的影响。我这样写道： 　　当代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生，往往过于重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的过程，而忽略了从另一个方向审视中国冲击--西方回应的过程。传教士到达中国时，碰到不少沮丧的遭遇与仇恨的眼光，这是他们来中国之前难以想象的。结果是他们不知不觉地被转化成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他们警觉到这种蜕变，加上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本来就不满意……都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中国的情景中怎样作出回应。 　　换句话说，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研究取向简单地假设十九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单向的，都是由西向东的。 　　几年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仔细地、有系统地检视冲击--回应论，企图找出这种研究取向背后的前提。除了刚才所说的中西交流是从西到东的单向流动的假设外，我还指出这种研究取向的其他 问题 。首先是每论及’西方冲击’时，人们总会忽略西方本身难以名状、矛盾重重的本质。我的另一位老师史华兹（BenjaminI.Sch. 　　冲击--回应论也有一个内在的倾向，就是将 中国 在十九世纪发生的变迁，全部都和西方冲击拉上关系，这或多或少地构成了50和60年代欧美学者的 研究 眼光，当他们审视最近几百年的中国 历史 研究时，便否定了有意义的内在变迁的可能性。虽然直到80年代初期我才更全面地检视这种研究取向，但我很清楚，我在70年代初期以王韬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锋报人为主题的研究，已经标志着我渐渐向寻找中国内部的变革动力的方向 发展 。王韬终其一生，就是要跟于变革有关的复杂的 问题 战斗，在了解王韬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在传统与 现代 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BetinlateCh’ingChina）一书分为四部分，在每部分的前奏中，我讨论到几个与王韬有关的变革问题：改良与革命的关系、世代变迁与历史变迁的分别、以内部的观点为基准量度 社会 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器物之变与价值观念之变的对对立、十九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变迁的地域文化源流等等。我后来也发现自己在讨论这些课题时，还是会不知不觉地过分强调西方 影响 的重要性，并以之为量度晚清变革的重要的基准--虽然我对冲击--回应论也开始提出疑问。这种残留下来的影响，特别是他们与王韬一书的最后一部分的关系，我已经在1994年出版的中译本中讨论到了。 　　我对于西方中心观的不满，在我有关王韬的研究中已经有所预示，到了70年代末，我开始全面批判这种研究观点对战后美国学术的影响。结果是我在1984年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