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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剖析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银行经营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的资本协议已经那个越来越滞后于风险监管需要。2004年6月,在经过长达6年的的制定期后,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新巴塞尔协议火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巴塞尔协议Ⅱ)。新资本协议反引发了现代景荣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应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针对银行的经营活动面临的诸多风险提供了风险敏感性更强的监管框架;为金融业管理金融风险设定了资本标准;鼓励商业银行在防控风险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资本金收益。在这一系列措施中,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资本要求不仅仅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挂钩,而且还与其他实质性风险联系起来(比如支柱1下面的操作风险以及支柱2下面的利率风险等)
运用寄售贸易作为出口贸易方式来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对出口商来讲或许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对类似家具、花卉、水产,新开发的日用品等商品尤其可用。但是一旦市场打开,则应尽快转为适合商品特性的常规贸易方式开展业务,稳定市场。因为,寄售贸易方式本身决定了出口商将承担巨大的商业风险,以下案例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特性。
案情简介
2010年11月,我某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与日本某公司(以下简称“B 公司)签署寄售协议,出口切花。协议约定:每两周交一批货,标准海运包装,每批两个标准20’集装箱(冷冻箱-Reefercontainer);目的港,日本港口;寄售手续费(Handling fee)为(不含消费税)销售额的7%;货物销售款以最终发票计收,T/T方式支付,由B 公司在每月15 日和30 日汇付A 公司;协议期六个月。业务操作中,货物的进口清关手续由B公司代为办理,并垫付所产生的税费,所垫付费用日后在货物销售款中扣减。
2010 年12 月初开始,A 公司每两周发货一批,货物运输事务委托锦海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负责办理,锦海公司安排了台湾阳明海运公司船只将货物运往日本。装运港为厦门,目的港为东京。直至2011年2月下旬,该出口项目运行正常:A公司按期发货,货到东京港后,B公司清关、提货。货物顺利销售,B公司按合同约定如期将应付货款汇付A公司。
2011 年3 月10 日,A 公司价值人民币31.32万元,数量4000枝的鲜菊花分装两个20’标箱,再次在厦门完成装船,11 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强烈地震。12日,海轮离港,14日抵达日本东京港。
此时,地震对东北部造成的巨大灾害以及影响已经开始波及全日本,考虑到该批花卉将面临销售困难,B公司不予清关提货,并建议A公司:将此批花卉运回。考虑到在无其它销售渠道的情况下货物运回的货物和费用损失,A公司未接受B公司建议,随即通知承运人将货物暂存东京港口仓库,希望地震灾害影响很快过去,此批货物还可获得销售收入。然而,直至3月下旬,灾害影响日益严重,此批切花市值一再下跌,同时,由于货物仓储费用开始发生,承运方敦促A 公司,要求告知货物处置方法。随时间推移,A公司获知该批货物已经完全丧失商业价值。A 公司于是与B公司协商,寻求帮助,B公司称其由于地震影响,不能再对此批货物承担任何协助处理义务,面对此情,A公司束手无措。
由于损失严重,此间,A公司多次要求B公司、承运人为此批货物分担部分损失,均遭拒绝。3月26日,承运人最后通牒:要求A 公司授权处置货物并承担费用。面对继续产生的费用损失,对承运人的不断催促,A 公司选择了逃避并拒绝支付运费。
2011年6月,承运方代表锦海公司将A公司告上法庭,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其为此批货物善后处理垫付的货物仓储费、垃圾清理费,劳务费以及海运费等共计人民币112,350.00元。
此案不仅造成了A 公司整批货物的全部损失,又使其面临承运方十余万元的诉讼请求。
二、案情分析
造成本案损失的原因有二,一是贸易方式决定的必然风险损失,二是后续业务处理不当造成的损失扩大。
(一)寄售贸易方式的风险发生,卖方应对乏力
本案中,寄售方式下出口商面临的商业风险得以充分显示,即根据寄售协议约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口商自行委托运输,将货物在目的港交寄售商,委托其代为办理进口手续,然后代为销售。从货物交运到办理进口手续,直至其提货、销售完毕,寄售商既不支付任何款项,也不承担以上全过程中的任何风险。
在寄售贸易方式下,寄售商只是名义上的进口人,其所进行的一切操作均是代理出口商处理事务,所发生的一切税费均由寄售商先行垫付,再从货物销售收入中扣除。货物售出之前,合同货物的所有权属出口商,同时出口商也须对货物可能产生的经济法律后果承担责任,直到寄售人将货物售出给实际购买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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