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爱情选择看人物定位要点.doc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2010届本科毕业论文 从《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 爱情选择看人物定位 院（系）名称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专 业 名 称 汉语言文学 学生姓名 郭世昌 学号 060114xxx 指导教师 杜薇副教授 完 成 时 间 2010年5月 从《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 爱情选择看人物定位 郭世昌 （文学与传媒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号：060114078 指导教师：杜薇副教授） 摘 要：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定型期，也是我国完整的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的成熟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社会伦理思潮的提出和完善，及以“孝”治天下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使汉代女性自觉不自觉地用封建礼法束缚自己，抹杀了她们独立的人格追求和自由的爱情意识，扭曲了她们身心的健康发展，并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在面对焦母横加干涉自己的婚姻时，开始对美好爱情有了清醒的意识，并自觉选择了反抗的道路，同时萌发出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虽然她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汉代大多数女子殉情的爱情选择，但相比同时代用封建礼法束缚自己而丧失独立人格及意识的女性而言，刘兰芝的形象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她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独立人格的向往，是一个勇敢坚强且有着清醒意识的女性。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刘兰芝；爱情选择；人物定位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汉代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千百年来怒放在中国文学的大花园里，香气四溢，光彩夺目。汉乐府民歌多采自当时人民的现实生活，特别是相当一部分的乐府民歌，对汉代女性从爱情和婚姻等方面进行了高度的观照，并用民歌的形式记录下她们不幸的生活，在文学史上刻画出一个又一个形象生动的女性人物，因而具有很强的文学研究价值。从中我们甚至还可以窥探到非常罕见的汉代女性的精神风貌和人格追求，汉代女性对爱情是有着清醒地选择和美好的追求的，从她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强的品格一直吸引着后代读者的目光。 由于汉乐府民歌的主人公大多为女性，且以悲剧结尾的较多，以致后世很多的评论家对其持“汉乐府多悲歌”的观点。《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当属这一类女性的代表。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徐陵所编《玉台新咏》一书，原题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编入《杂曲歌辞》时，改为《焦仲卿妻》 [1]。同时诗前还有一段小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2]。可见，从题目和诗前小序上就已经说明了这首诗的主人公是刘兰芝，而且还是一个悲剧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为了追求原本就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毅然选择了以死这种极端的方式终结自己的生命。在那个爱情意识尚未觉醒的年代里，刘兰芝的爱情选择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了探究刘兰芝爱情悲剧的根源，就要了解刘兰芝这个女性人物形象的性格及其人格追求，而人物的性格和人格追求往往是由当时社会的文化、政治、风俗习惯决定的，所以我们探讨《孔雀东南飞》首先就要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 一、从汉代社会文化背景看刘兰芝的爱情选择 （一）汉代伦理思潮对女性的束缚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定型期，也是我国完整的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的成熟期。 汉武帝时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学说将封建礼教、伦理道德绝对化和神圣化，并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3]，“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4]。这些理论的提出及大众的认可和接受，使得女性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以及驯服的工具。董仲舒的儒家伦理道德不仅束缚住两汉女子的自由，更在之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潜移默化之中熏染着她们的观念，毒害着她们的思想和灵魂。 在当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竟连颇为有名的女性代表人物班昭也作《女诫》以自我“束缚”，并时时感觉到自己在夫家地位的不牢固。她曾在《女诫·妇行》中说“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又《仪礼》中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5]，这便是“三从”。它完全无视女性的喜乐、好恶、追求与向往，彻底剥夺了女子作为人的独立性，只能终生处于被动的“从人”的地位。而“四德”是指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