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文论研究的核心追问.docVIP

　　文学性：文论研究的核心追问 新世纪的文学 理论 研究 可能面对无数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课题，但无论文学理论家们如何前瞻追新，只要在文论中还涉及“文学”这个传统的核心概念，那么所有的文论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还要回答在20世纪曾经让许多文论家着迷而又困惑的经典 问题 ：何谓文学性？因为，这个问题是对文学本质的永恒的核心追问。 一 浏览当今的一些文论，仍然可以洞见对文学性研究的持久性。理论家们在传统、 现代 和后现代的文学实践中反复寻求这个问题的解答。不过遗憾的是，在相当一部分研讨和论述中，对“文学性”的追问最后往往变成了对文学存在方式和功能 影响 的展示。某些流行的结论是，虽然文学失去了古典 时代 的传统辉煌，但文学却是永生的；“文学性”仿佛幽灵般游荡于现代生活中，特别是活跃在市场 经济 条件下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 网络 文学和广告文学等等。显然，这样的结论并没有真正切题地回答“何谓文学性”的核心问题。当然，期待在一篇文论和一部专著中一劳永逸地回答这个问题，也过于乐观。我们只能在不偏离学术逻辑的原则下，尽可能地接近问题的解答。 “文学性”作为现代文论的整体诗学观念，仅仅在近百年前才出现在俄罗斯形式主义的研究的视界里。在传统的文论中，也就是在 哲学 涵盖一切人文领域的时代，文学被定位为哲学和其他 社会 意识的载体。在 中国 文论中有“诗言志说”、“文以载道说”；在西方文论中则有“模仿说”、“表现说”等。人类早期的诗学或指出了文学的传情言志的功能，或认为文学是对某种实在体的模仿，并没有注重文学本身的意义和地位。因而，文学的独立性没有得到具体单独的阐明。甚至，文学作为专有的社会审美意识形式的独立性被漠视了。不过，应该承认，尽管在古典文论时代没有对现代意义上“文学”本质的解答，但是对于具体文体的分类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滞过。也就是说，对文学诗学意义的宏观抽象界定，起步较晚（通常认为现代文学 科学 的建立始于20世纪初叶），但具体的诗学研究（诗歌、文赋、小说和戏剧）自古就有且绵绵不断，而且，不同文化的文学理论中相关的论述丰富多彩，数不胜数。 二 在现代，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文论学派为确证“文学性”，提出了“陌生化”或“奇异化”法则。他们认定“文学性”的要义就是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陌生化”或“奇异化”。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深刻虽然一时引起了学界瞩目和诗学思想的变革，但是，形式文论学派的“文学性”定义回答不了文学创作的诸多复杂现象。俄罗斯著名文学史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院士尖锐地指出了形式文论“文学性”定义的明显缺陷。他注意到，俄罗斯形式主义者是在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陌生化”法则的。但是这个看似独创的法则对中世纪的文学并不适用，对中世纪的读者而言，主要的审美享受是在“陌生的”现象中发现“熟悉”的现象。他在晚年最后一部文化巨著《解读俄罗斯》（1999）中曾经以中世纪的文学 艺术 创作为论据，证明了体裁和手法的“世俗化”（即“熟悉化”）创作法则的运用在当时艺术实践中占主导地位。典型的例证是，古代俄罗斯艺术就是“艺术装饰”的现实艺术。“现实艺术”在这里显然指的是俄罗斯世俗大众熟悉的艺术 内容 和形式。利哈乔夫还指出，在俄罗斯文学中，无论是中世纪的，还有近代的，都存在着另一个典型的现象，这就是俄罗斯作家固有的“形式的羞愧性”，即作者们为了完美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力求摆脱“过于成型的纯文学的形式”。他们在写作时大多用口语或公文语言，而不用文学语言写作。的确，俄罗斯近代最伟大的作家普希金的创作也可以作证。诗人常常采用民众熟悉的题材、体裁和语言进行写作。他还经常鼓励果戈理等后辈作家到集贸市场上去 学习 俄语。他的现实题材和 历史 创作《驿站长》、《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加乔夫史》、《彼得大帝史》和《上尉的女儿》都是对俄罗斯人熟悉的生活现象的聚焦和浓缩，其表达手法绝无丝毫奇异陌生可言。这毫不奇怪，普希金语言的第一导师正是俄罗斯民间文学，而不是以所谓的“陌生化”著称的“纯文学”。当然，即使在传统文学中出现了“陌生”的典型，也是从熟悉的现实生活和人物中派生而来的。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提出过文学典型的著名定义，典型即是“熟悉的陌生人”。显而易见，别林斯基的这个典型定义的逻辑重心并不在陌生化上，而是在“熟悉化”上。 其实，从西方最早的文艺理论“模仿说”来看，人类对艺术的接受从一开始，就是从“熟悉化”起步的。鲁迅的概括“哼约吭约派”和古罗马时代的劳动歌曲“划手歌”等文学形式，也恰恰证明了文学的最原生态是以“熟悉化”开始的。中国的“哼约吭约”和欧洲的“嗨约约”（“划手歌”歌词）即是劳动者的兴奋和喘息的再现。无可置疑，欧洲文论中的“模仿说”、“再现说”和“复制说”都是从“熟悉化”的文学现象着眼的。 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文论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文论将欧洲现代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