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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平等的公民个人与自由 邱国成 (天津师范大学　行政学院,天津, 300384) 摘　要:本文认为:个人是自由的基础,没有个人的存在,就没有自由意识。古代希腊存在个人,存在基于个人基础之上的自由意识。长期以来人们很少关注到这一问题,是因为受着近代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观念的束缚。一旦我们抛弃这一框框,那么,古代希腊社会的个人及与此相关的自由就浮现出来。 关键词:城邦;个人;自由 　　关于古代希腊的自由,有两个命题最为流行。第一个命题就是:古代希腊不存在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而仅有积极自由;第二个命题就是:古代希腊不存在近代以来由洛克、霍布斯、密尔、洪堡所建构起来的个人自由。第一个命题已经由奥兰多·皮特森的研究所否认,第二个命题基本上已成定论,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认同,但很多人在接受这一命题时,却将“古代希腊不存在个人自由”与“古代希腊不存在个人观念”相等同。他们的明显证据就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关于公民与城邦关系的说明,“城邦是公民的集合体,而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既然公民属于城邦,公民也自然而然地被淹没于城邦之中了。 然而,这种所属是不是无限的呢?对那些僵化地接受了第二个命题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诚然,城邦作为一个狭小的排外的有着极强血缘特点的共同体,个人的生活与城邦息息相关,个人的安危荣辱与城邦的安危荣辱相一致。作为组成城邦分子的公民自然把城邦看作神圣之物,甚至将个人的一切交付给了城邦。公民生为城邦人,死为城邦魂。 当人们放眼希腊时,确确实实看到的大多是城邦淹没了个人的画面。尤其当人们把眼光投射于斯巴达时,情况更是如此。斯巴达与雅典的区分在于斯巴达人有着强烈的同一祖先血缘的观念以及基于这一观念之上的平等观念。整个公民集体都是有着斯巴达血缘的成年男子,他们属于征服者集团,统治着数倍于他们的奴隶。三次大规模的黑劳士反抗使他们更为趋向于强调内部的整合以及军事价值,斯巴达看上去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帝国。斯巴达人的婚姻及一生都基本上在城邦的安排中渡过。谁要是在战争中英勇牺牲,那是最光荣的事情,谁要是在战斗中没有表现出最彻底的勇气,将受到严格的批评。其中的要义就是要求斯巴达人完全的无私与完全服从于城邦。柏拉图的《理想国》以斯巴达城邦为现实的原型,他的旨趣自然而然指向消除于任何“私”的观念与行动,并且走向了消除人们私人感情的极端,不仅强调财产的公有公用,而且还要求共妻共儿女。柏拉图的观念从一定层面也反映出斯巴达人要求个人完全服从于城邦的事实。 当人们再考查雅典时,情况也有些近似。血缘的力量在雅典同样强大,否则,当感到城邦有混杂外来人的危险之时,伯利克利不会恢复古代法律,规定公民资格的条件:要求父母双方都必须是雅典血缘,所生之子到一定年龄,经过德谟登记举行相应的仪式才能成为公民。雅典同样要求个人对城邦的服从与忠诚。而且,作为古代雅典政治思想的两位巨匠-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强调城邦的公共利益方面穷尽了毕生之力。亚里士多德将违反公共利益的政体看作变态政体,而柏拉图所构想的哲学王及理念原型,无不与高度整齐划一的城邦相联系。 在这些明显的证据面前,确实让人感到古代城邦将个人置于死地。但是,问题在于:只有希腊人提出且明确地意识到自由价值,并且他们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他们的自由。依据黑格尔的说法:“没有主体意识,没有个人的存在,就没有自由”。本文认为,黑格尔并没有将古代希腊现代化。古代希腊存在个人,但古代希腊的个人与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人不同。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人是无父无母、先天地生的个人,而古代希腊的个人是城邦内平等的个人。 希腊人的平等观念包含在希腊人对狄克(Dike)的信仰之中,狄克是宙斯与忒尔斯的女儿,司正义之神,此神最重要的特点是关心凡人的事。虽然,正义与平等不能等同,然而,在平等还未成为一项受人珍重的独立价值之时,它是与正义相联系的且依附于正义价值的。 在赫西奥德有关人类多种族的构想中,我们能见到清晰的平等观念。在他有关正义的呼吁中,我们也能看到平等的观念。既然“诸神与人类有同一个起源,”那么,诸神信奉的规则也将要求于人类,人类不义之事也将受神之正义的审判。宙斯神是正义的化身,“无论谁强暴行凶,克洛诺斯之子、千里眼的宙斯将予以惩罚。往往有时甚至因一个坏人作恶和犯罪而使整个城市遭受惩罚的,克洛诺斯之子把巨大的苦恼-饥荒和瘟疫一同带给他们。因此,他们渐渐灭绝,妻子不能生育孩子,房屋被奥森波斯山的宙斯毁坏而变少。宙斯接着又消灭他们的庞大军队,毁坏他们的城墙,沉没他们海上的船舰。”赫西奥德警告那些把握实权的贵族们,“永生的神灵就在人类中间,且时刻注意那些不考虑诸神的愤怒而以欺骗的判决压迫别人的人们。须知,宽广的大地上有三万个神灵。这些凡人的守护神,他们身披云雾漫游于整个大地上,监视着人间的审判和邪恶行为。其中有正义女神-宙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