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商人资本的来源（之二）_0.docVIP

论清代商人资本的来源（之二） （五）生息资本。 　　生息资本是为获取利息而暂时贷放给他人的货币资本。在前资本主义 社会 为高利贷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 发展 了借贷资本。在清代，除原有的高利贷资本外，帐局、钱庄、票号也从事存放借贷业务，虽然它们属于高利贷资本还是借贷资本还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肯定具有生息资本的性质，而不仅是货币经营资本。清代这些生息资本的各种形式都曾成为商人的来源。 　　１、高利贷资本向商人资本的流动与转化。高利贷资本通过借贷获得高额利润，清代法定最高利率是月息三分，实际生活中低于三分和高于三分的都有。但只要商业利润率高于高利贷利率，高利贷资本就会流向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流向商业资本的途径之一是商人借贷。如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巴县农民钟文（仁）举“因本年岁歉”，“外借铜钱十余千，作本营谋”［ｌ］；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巴县农民唐大受与亲戚方林合开泰丰棉花行，他借银２０００两入本［ｌ］；无锡钱琭少时“贷子钱负重贸易为生”［ｍ］；扬州盐商道光时“已资实不过五六百万，其余皆系出利会借”［ｍ］。印子钱是高利贷资本中最为残酷的一种，也有小商贩借此贸易营运。北京做小买卖的“贫穷之人原无资本，惟赖印局挪钱，以资生理，……有挪京钱二、三串者，而挪一串者尤多，皆有熟人作保，朝发夕收，按日取利。而游民或携筐或担担，每日所赚之利，可供每日所食之资。……在印局虽重于取利，而贫民则便于用钱，群然隐隐，各得其所”［ｍ］；天津，印子钱“虽利钱不菲，然零星归款，子母双清，负贩小民尚觉轻而易举云”［ｍ］。清代甚至有高利贷者专向商人放贷。康熙时湖州朱峋“故微贱，以资入贡。凡商贾经营无不贷其金，冀三倍之息，以此自雄”［ｍ］；湖南桂阳何钟衡“卖田亩，谋居积”，专门从事高利贷，“于是出资举贷人，人贷其钱，轻大获，倍偿之，二十年后遂至巨富”［ｍ］，借贷者无疑是从事商业经营。黄冕堂堂先生曾从刑科题本中勾稽清代高利贷概况，其中有一些是为经商而借贷的，现据以列为表２。 　　表２ 　　（附图 ） 　　资料来源：黄冕堂：《清代私人高利贷资本叙议》，见《清史治要》第４６５—４９５页，第５０５页，原据刑科题本。 　　表２所列利率一般为三分，便也有高于三分的，甚至嘉庆（１７９７）二十五年吴从周为赶场而借钱５００文，十天后即须还利息３０文折合月利达１８％。商人贷借这种高利贷，无疑其商业利润率要高于高利贷利率。除了信用借贷，商人借贷高利贷还有抵押借贷。上表中道光十三年四川孟怀畛为贩烟向袁槐青借钱九千文，以银一锭重八两为抵押，议明次年不赎，听凭债主换用。更多的是以土地、房屋作抵押。如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徽州何应斗“因往外”经商，将屋、粪窖、猪栏“出典与堂侄伯元名下，得受典价纹银贰拾两整”［ｎ］；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汪之伦为“店中生意营运”，将屋一间、菜园一处“当到叔足祖名下银式拾两正［整］，其利每周年贰分五厘，银息共到上下半年送还”［ｎ］；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祁门汪允彦因“在邑开店生理”，“将田凭中出当与叔名下本纹十两，每月每两贰分行息，其银约至年终本利一并奉还”［ｎ］；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张羽侯因“店中缺用”，将屋八间当与族弟名下为业，当价九五银４０两［ｎ］。雍正七年贵州正安殷汉鼎将田一块暂典与温洪漠耕种，得价银９０两，往四川营生［ｎ］；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贵州开泰县毛来廷“因生理短少”，向穆姓醮上众人穆连生等借纹银４８两，以曲尺田一丘作抵［ｎ］；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巴县郑复元为开栈房“将田当银五百两，置办家具、房屋宫”［ｎ］。甚而有把典得的他人房屋宅基转典，以典价作为资本的。祁门马圣原向谢商贤当得铺业三行，分别租与陈姓开钱店，汪衡一开裱褙店，余日升木匠生理，每年收租银１８．１两又钱５２００文，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马圣宫“因生意乏本”，将上述铺业当与饶姓，得当价１６０两［ｎ］；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巴县罗长友开帽铺，拖欠山西商人贾天顺货银１００余两，“将伊得当伊母舅马光明熟土柴小房屋当约一纸，计当价银六十两”，给贾天顺折抵［ｎ］；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巴县邹长发“因缺少资本”，将他向冯泰安当得瓦屋一间，以原当价银３０两转当与薛福顺，限一年为期赎取［ｎ］。 　　高人举借高利贷的另一形式是以所购商品向典铺质当，取得当价更番购买，从而增加流动资金，称为“囤当”。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安徽巡抚范璨奏：“射利之徒，避囤户之名，为典质之举，先与富户、当户讲定微息，当出之银，复行买当，资本无多，营运甚巨”［ｎ］；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监察御史汤聘又奏：“近闻民间典当，竟有收当米谷之事，子息取轻，招来甚众，囤积甚多。……奸商刁贩遂恃有典铺通融，无不乘贱收买，即如一人仅有本银四千两，买收米谷若干石，随向典铺质银七八百两，飞即又买米谷，又质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