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法官职业伦理的构建研究.docVIP

　　社会转型与法官职业伦理的构建研究 【摘要】法官职业伦理是一个既富有理论内涵又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命题。本文在当前社会现状和法治发展的语境下讨论法官伦理的两个维度:其一是在转型时期法官职业伦理是什么;其二是在转型时期怎么样来建构法官职业伦理。我国学界对法官职业伦理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我国司法实践工作,及借鉴和吸取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法官职业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升或重新诠释我国社会对法官职业伦理的旧有界定,有效地确定、引导和整合法院系统眼下和今后在队伍建设上的诸多改革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法官 职业伦理 正义 　　【中图分类号】D90-053 【而到了当代的转型时期,情况似乎更糟。法官的信念伦理缺失了,为此葛洪义教授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法律人与知识分子的良知”的文章来呼吁法律人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而法官的责任伦理也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的发展,把效率作为司法的目标,使成本效益的考量进入司法裁判的实践,对法官的职业伦理等许多方面的确都会带来冲击。 　　自90年代中期以来,司法腐败似乎在滋生蔓延,且法官违法犯罪的绝对数呈上升趋势。据最高法院今年提交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2003年,全国共查处违法违纪法官794人,其中52人因滥用审判权、执行权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大多数与腐败受贿有关。当然,相对于全国22万法官(2001年统计数据)总量,上述数字是很小的,因而,法官腐败的现象也许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与其他政府机关相比,司法部门的腐败可能也并不是最严重的。但人们对于法官本来抱有较高的期望,发现法官腐败后倍感失望,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权力与市场的关系错综复杂、腐败极易产生的时代,单独要求法官独守清廉,似乎是不现实的。然而,人们抱这样一种期望,又是合理的。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官都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守护者。法官可能会由于法律素养不足、事实难以辨清或个人的偏见,而出现误判、错判。但保持清廉、不接受当事人的任何钱物贿赂,却无疑是对一个法官最基本的职业伦理要求。 　　在英国,司法部门对于中国来访者提出的“法官受哪方面的监督、有没有徇私枉法、裁判不公现象”这样的问题,表示不解。因为法官怎么可能腐败?美国一位学者说,联邦法官从来没有腐败的记录。日本的一位法学教授到中国讲学时也说,日本法官腐败的现象是很少见到的,哪怕与一般人接触,法官也不会接受一杯茶。 　　这是令人羡慕的,我们的司法机关其实也一直在试图约束法官腐败,塑造司法公正的形象。近20来年,立法机关与最高司法机关针对法官或法院干警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已经作出了种种禁止性规定,各项措施也不可谓不细密。早在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就提出了“八个不准”,对法院干警的违法违纪犯罪行为作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现行法律体系中还有众多专门针对司法人员违法犯罪的特别规定(比如《法官法》第30条)。至于最高法院历年发布的规定,甚至连“拒吃请”、“拒说情”、“拒受贿”多少次,都提出了详细的统计报告制度。但真正的制度和伦理准则并未得以有效建立,换句话说,中国现在的法官既没有信念伦理也没有责任伦理。法官职业自身的伦理建设,应当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不可偏废。否则,都会出现不好的后果。 　　那么,怎样使这两种伦理结合在法官身上。要求法律人同时具备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可能的。[7]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这篇讲演中就提到这样的观点。西方著名的法学家在谈到法官审判案件的时候都提到类似的问题。比如德沃金就非常的明显,他主张法官不仅依规则判案,还要依据原则、政策以及社会文化理想来审理案件。依规则判案可以说责任伦理在起作用,而谈到社会文化理想就是信念伦理的事情了。即使主张严格规则的法律实证主义者,他们也不排除信念伦理对法律人审理案件的影响。比如哈特,他认为法律由于语言的“开放结构”而使法官不得不行使司法裁量权,而在行使裁量权的时候,也是法官的信念在起作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规则发生作用的余地了。在当代中国,法官一方面是严格地按法律规则办事,也就是说要“有法必依”,这样才能排除所谓道德、政策对法律之治的干扰,才能确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地位,尤其是要保证宪法得到很好的实施。另一方面,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时候,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就具体的操作而言,法律从业者应当从生活本身省视规则,在包括“法律实践”在内的起居之常中,体会基本的人情世故,体贴细微如发丝的世道人心,包括自己在内的普通居民的想法,对自己所要处理的论题,力争作设身处地的同情的了解和理解。通情达理本身,就是理性(不是理智)的最高境界。所以梁漱溟先生才会说,理性非它,“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一种“清明安和之心”;理性不仅是“人类心理顶平静清楚的时候,并且亦是很有情的时候”,所谓“平静通晓而有情”也!也就因此,梁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