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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不能停留于追究历史责任 　　2008年1月22日,北京中国美术馆门前,甘肃敦煌莫高窟从千里之外“空降”了过来。美术馆的大门被“包装”成莫高窟的九层飞檐,有些“时空转换”的感觉。原来,中国敦煌研究院与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的《盛世之光――敦煌艺术大展》正在展出。馆内陈列着用当代技术复原、复制的敦煌洞窟、彩塑、壁画,数码技术使洞窟砂岩的肌理也被逼真再现。 　　 　　可就在20多年前,除了国内相关专业人士知道“敦煌”外,“敦煌”对普通中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而遥远的名词。1979年,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先生前往敦煌写生,从北京出发到莫高窟,奔波了34个小时。而现在,敦煌成为了妇孺皆知的地方,每次展览,都是万人空巷。背后不为人知的是,这正是由四代中国敦煌学者,默默奉献了几十年的努力奋斗所获得的。中国的敦煌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是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同步走来的。 　　那么,目前,中国敦煌研究的发展现状如何?与国际同行相比,优点长处在哪里?差距不足又在哪里?为此,记者连线中国敦煌研究院,采访了中国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赵声良博士。 　　《华人世界》:敦煌学,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不仅原始文献分布于法、英、日等国,研究人员也遍布各国,其研究日益全球化。您认为,是哪些历史积淀与现实原因造成了季羡林先生所言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的现象。 　　赵声良:由于特殊历史原因,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国。这些千年前古本文献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瞩目,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敦煌学的产生是一部伤心史,因为这些国宝级的学术资料一开始就流散于国外,而中国人反而不容易看到。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发展,敦煌学这种学科的特性正好促进了中国与外国学者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敦煌学的发展成了社会科学领域最活跃的学科,不断地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与发展。一门学术的国际化,就在于不囿于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以一种宽广的心胸接纳不同的学术观点,通过学术研究与交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繁荣。藏经洞文物流失国外已有一百多年,我们不能停留在追究历史责任上,而要着眼于未来,在敦煌学领域努力发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发扬光大,这就是季羡林先生所说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意义。 　　《华人世界》:您在日本多年,能否介绍一下,日本敦煌研究的特色特点?特别是当下新一代日本敦煌研究人员及成果的信息。或者其他一些有着敦煌研究基础的国家,目前正在开展的敦煌研究的最新情况。 　　赵声良: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是一个敦煌学的高潮时代,一大批敦煌学家产生,其中如藤枝晃、池田温等都是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修养,并且精通中文的专家。日本学者在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等领域都出了很多成果。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连续出版了敦煌学的新成果《讲座敦煌》等,成了那时集大成的研究成果。 　　由于日本的宗教发展没有断代,他们对佛教有完整的传承,所以在敦煌文献中的宗教资料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另外,在历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在很早就展开了研究,1937年松本荣一就出版了《敦煌画研究》,利用伯希和、斯坦因收藏的敦煌绢花展开了敦煌国际学的研究,至今,松本的《敦煌画研究》还是我们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参考。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日本学者秋山光和等与英法等国学者合作,编辑出版了《西域美术》,首次将英藏、法藏的敦煌艺术系统完整地整理出版,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写本题记》是以敦煌文献为主,收罗了大量的有题记的中国写本文献。这些著作的出版是敦煌学界的重要大事,而且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90年代以后,日本老一辈敦煌学家大部分退休,有的相继去世,而年轻的敦煌学家较少,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但在敦煌历史文献、敦煌艺术方面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成果。 　　《华人世界》:中国敦煌研究与海外敦煌研究相比,有哪些特长优势,又有哪些需要学习借鉴之处? 　　赵声良: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崛起,在石窟艺术、语言文学、历史文献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80年代,可以说是复苏阶段,很多老一代学者在十年动乱中未能发表的论文逐步得到发表和出版,很多大学创造条件,让老一代专家培养出新一代的研究生。90年代,中国学者更加主动地、有目的地从事各个专业的研究,并且系统地刊布出了一批资料,如《敦煌石窟艺术》(23卷)大型图录,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石窟艺术的资料,《敦煌石窟全集》(26卷)更是从不同的学科对敦煌石窟艺术的一个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成果。《英藏敦煌汉文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以及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