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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二） 四、商 税 清代商税包括盐课、榷关(常关)税和地方商税，简如表十六。 表十六 商 税 单位：万两 年 份　—|盐 课|榷关税|地方商税 顺治九|1652|212|100| 康熙二十四|1685|388|122*|47 雍正二|1724|387|135**|52 乾隆十八|1753|701|459|91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嘉庆十七|1812|580|481|93 * 1686年，* * 1725年。 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 中国 经济 史研究》1990年第2期。 盐课之主体引课征自流通过程，但属专卖性质，量甚巨增长亦快，而与 市场 兴衰无甚关系。如康熙“计丁加引”，增课数十万两，乃为平三藩军费。雍正、乾隆增课多用颁“余引”方式，虽与 人口 增长有关，但常造成盐滞销，非尽市场需求。嘉庆、道光则更多采取盐斤加价办法，更多出于 财政 考虑。1841(道光二十一)年盐课收入达747.6万两[1] ，而此时正市场不景气，盐商“消乏”，已如第一节所述。因而，不能从盐课变动考察市场。表十六所列地方商税系许檀、经君健从“杂赋”中辑出之属于流通税部分，即各种商品税和市集落地税，以及与集市贸易关系密切之牙税，牙贴税。尚有少量不属于流通税之地方商税如契税、典当税等不包括在内。表见这项地方商税直到嘉庆都是增长的，可以反映地方市场特别是市镇、集墟贸易的发展。但其增长速度甚小，1685—1812年百多年间增长不到一倍，必远落后于市场的扩大；此中原因，尚待研究。或者，税有定额、漏报溢额和胥吏贪污有以致之。 无论就经济发展或市场整合来说，更重要的是长途贩运贸易；这项贸易的兴衰可从榷关 税收 中得到线索。兹将榷关总税收和四大榷关税收简况列入表十七和表十八。原来清财政收入并无标准 统计 ，表十七中1753年数字与表十六不同，乃取舍之故，详见注[2] 。 表十七 榷关税收 单位：万两 1652|100|《清史稿》卷125食货志|1789|328|《钦定户部则例》卷55 1686|122|康熙《大清会典》卷34|1795|846|昭槤《啸亭杂录》卷4 1725|135|雍正《大清会典》卷52|1812|481|表十六 1735|300|《钦定户部则例》卷55|1831|430|《钦定户部则例》卷39 1753|432|《皇朝掌故汇编》卷14|1845|551|王庆云《石渠余记》卷6 1766|540|乾隆《大清会典则例》|1849|470|同 上 表十八 四大榷关税收 单位：万两 淮 安 关　—|浒 墅 关　—|九 江 关　—|粤 海 关 康熙正额|15.1|康熙正额|16.9|康熙正额|15.4|康熙正额|4.0 1725|8.4|1727|35.3|1731|25.2|1727|9.1 1736|48.4|1738|38.2|1739|35.2|1742|31.0 1753|32.5|1753|49.5|1753|35.4|1753|51.5 1773|55.7|1764|54.2|1776|66.2|1765|60.0 1818|44.1|1791|58.3|1801|53.9|1804|164.2 1828|30.2|1818|42.7|1820|58.4|1812|137.5 1831|32.4|1831|39.1|1829|60.0|1831|146.2 吴建雍《清前期榷关及其 管理 制度》，《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惟各关1753年，淮安关1725年、粤海关1765—1831年均据其他资料补充。 榷关税理论上按值计征3％左右，实际是按斤、匹、包、件等征银若干。据许檀、经君健最新研究，此项税额有时依市价调整，但只占很小部分，绝大多数商品的税额数十年乃至百余年未曾变动，故实际税负会因物价上升而减轻。法定附加税主要是加一火耗，其他为数甚小，并因时有裁革减免措施，部分被抵消。[3] 至于非法之私征与勒索，无法计量，不过这虽增加商人负担，却不影响关税收入所代表的商品量。 顺治时有19个榷关，主要沿明万历之制。这时物价高，实际税负颇低，商运活跃。表十七见1652年税收100万两，较明万历二十五(1597)年八大关之40余万两高150％，这完全是可能的，反映市场兴盛。 康熙增设11个关，包括四川二关及江浙闽粤四海关。1686(康熙二十五)年定户部24关，工部5关之制，以后无大变动(雍正、乾隆仅增广西、蒙古4关)。这年关税收入122万两，较顺治仅增22％。1749(乾隆十四)年有上谕称：“当康熙年间，关差各有专员，恣意侵蚀，不但无盈余，并不敷正额”。[4] 此时尚未实行养廉制，恣意侵蚀不可免，但不敷正额主要还是因为康熙市场不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