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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述评 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坏》，《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于振波：《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汉代的实施情况》，《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Ⅱ期。 于振波：《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蟸测》，《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李炳泉：《汉代的“将屯”与“将田”小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李翠丽：《西汉授田制与汉初商品 经济 的发展一一“弛山泽之禁”新释》，《江南 社会 学 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张金光：《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段伟：《汉武帝 财政 决策与瓠子河决治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池市井之税作为诸侯的“私奉养”并未完全取消。 周书灿就目前在先秦史 人口 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提出看法，认为目前先秦史人口研究中主要存在对有关史料缺乏细致甄别和深入分析，缺乏牢靠的研究基础，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推断多于考证，主观臆测成分大等突出问题。施卫青对秦代自商鞅变法后存在颇为普遍的逃亡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秦统治存在的疏漏与逃亡者有新的谋生之处是许多逃亡者未被捕获的两大原因。王庆宪指出汉初、匈奴冒顿时期和西汉末年形成过几次人口自南而北的流动高潮。袁延胜认为东汉初年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该时期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孟古托力对东汉时期东北汉族人口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论述，认为东汉时期大量汉族人口通过不同形式、基于各种目的进入乌桓、鲜卑邑落中，突破了郡县 管理 人口的传统模式。在人口数量上，扭转了辽西多于辽东的局面。 手 工业 杨伯达认为早在距今6000年时就已经出现了东北、东南等玉 文化 区的“玉石之路”及其相互间为了交流玉石而形成的玉石之路网络。屠恒贤、张培高认为我国的丝绸纺织提花技术大约形成于商周初期。李超德认为先秦时期的染织纹样已经从商周时期的简约古朴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富于变化。白云翔不同意传统认为铸造兵器的“美金”是指青铜，用以制造农耕具的“恶金”是指铁的观点。认为春秋时期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并不存在美与恶的认识与区分。并认为“美金”与“恶金”都是指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青铜。蔡锋就先秦秦汉手工业诸问题发表了系列论文，他认为原始手工业对当时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有极大的作用。他还指出，商代酿酒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酿酒原料充足、酒类有所增加、酿造技术有所发展等方面。由此奠定了商人饮酒、酗酒的基础。但不能从商代因酗酒而亡的结果去否定商代酿酒业的发展。蔡锋对周代私营手工业的类型也做了讨论，认为西周时期私营手工业主要分为独立小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和大私营手工业三种类型。蔡锋对秦汉王朝的手工业政策做了论述，认为秦朝的手工业政策沿袭战国时期的传统，实行发展官府手工业、抑制私营手工业(尤其是私营大手工业)、鼓励家庭纺织业的政策。两汉时期，在官府手工业政策方面，前后虽然稍有变化，但仍以发展官府手工业为主，而对私营手工业则采取了时抑时放、时弛时禁的政策。朱红林认为周代“ 工商 食官”制度是由当时的井田制度决定的。工商业者的组织形式正是井田制下 农业 组织在城市工商业中的翻版。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井田制度的彻底破坏导致了“工商食官”制度的最后解体。周琍认为江南手工业在秦汉时期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并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但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手工业的影响。吴小平认为汉代的工商政策对当时的铜器产生了重要影响。 -------------------- 董平均：《西汉诸侯“惟得衣食租税”考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周书灿：《先秦人口史研究中若干理论和方法的思考》，《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施卫青：《秦自商鞅变法后的逃亡现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王庆宪：《匈汉两地间的人口流动》，《黑龙江 民族 丛刊》2004年第6期。 袁延胜：《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 孟古托力：《东汉东北汉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2期。 杨伯达：《“玉石之路”的布局及其网络》，《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 屠恒贤、张培高：《商周时期的提花技术》，《丝绸》2004年第5期。 李超德：《试论先秦染织纹样》，《丝绸》2004年第8期。 白云翔：《“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文史哲》2004年第1期。 蔡锋：《原始手工业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蔡锋：《商代酿酒业及其饮酒、酗酒风气》，《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蔡锋：《周代私营手工业类型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