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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就业结构 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一场从 农村 到城市的全面 经济 改革，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从1978年以来的2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8%。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4%，达到创造”东亚奇迹”的亚洲四小龙在快速发展时期的增长速度。然而，这一增长趋势能否在下个世纪得以持续，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通过解析劳动力数量增长、 人力 资本积累与就业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探讨这些因素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传统经济增长中劳动使用、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第二部分阐述改革以来劳动使用、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产生的诱致效应；第三部分估计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结构转换对 中国经济 增长的贡献；第四部分分析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结构转换的潜力；最后，在第五部分讨论劳动、人力资本与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归纳一些政策性涵义。 一、传统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利用模式 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重 工业 优先发展为目标，通过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 环境 、高度集中的计划资源配置制度和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体制而形成的(林毅夫等，1995)。而改革以前中国劳动利用、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结构模式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结果。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菲尔德曼(G.A.Feldman)模型对这种增长模式作出了最清楚的描述(多马，1983，第九部分”苏联的增长模型”；Jones，1976,Chapter5)。 菲尔德曼把经济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本品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第二部类，并且假设两个部类都具有固定的技术系数，即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完全不能相互替代。由于假设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弹性(Lewis,1954)，则资本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唯一的限制要素。因此，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产出可以分别表述为： Y1=K1/υ1和Y2=K2/υ2。 式中Yi分别表示两个部类的产出，Ki分别表示两个部类的资本投入，υi分别表示两个部类的资本-劳动比。同时，这个模型还假设第一部类的生产是完全独立于第二部类的，即使消费品的生产降低到零，资本品的生产仍然可以持续不衰。于是，可供整个经济中 投资 使用的投资品的总产出就是： I=Y1=K1/υ1 全部投资的变化率则可以表示为： △I=△Y1=1/υ1?△K1 因此，第一部类资本存量的变化率△K1取决于配置在该部类投资品总产出的比例，即： △K1=I1=μI 经过整理，我们得到： △I=1/υ1?μI或△I/I=μ/υ1。 由此，我们看到是投资增长率，它等于μ/υ1，意味着，总投资增长率的提高，既可以通过提高第一部类的投资比例μ达到，也可以通过降低该部类资本-产出比υ1达到。按照菲尔德曼的结论，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资本品的第一部类，从长期来看会增加消费、投资和总产出。 通过提高第一部类的投资比例μ达到提高总投资增长率，从而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加快经济增长的这个增长模型，为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 发展战略 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增长模式对于劳动力使用的影响在于它假设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存在要素替代。而且事实上，由于推行这种高度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政策，在资源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配置的情况下，利率被人为压低，且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饥渴症”(Kornai,1980)，所以是不可能在第一部类降低资本-产出比υ1的。因此，在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不具有可替代性就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假说，而成为一种现实。 作为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城乡劳动力配置制度和就业体制，是以达到下面几个目标为出发点形成的： 第一，保障城镇劳动力的全面就业。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条件下，政府通过垄断稀缺资源的配置，以及对城乡经济剩余的控制，把重工业作为投资重点并形成畸重的产业结构。由于重工业具有资本密集程度高的特征，这种发展战略吸纳劳动就业的能力较弱。如果政府不对劳动力 市场 进行干预，就会产生过高的失业率，影响 社会 稳定，妨碍国家工业化进程。因此，在城镇实行保证全面就业的政策，归根结底是推行传统发展战略的要求。 第二，保持城镇职工的低工资水平。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重工业发展面临着严重的积累困难。如果由市场来诱导产业发展，重工业这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显然不能自发地得到发展。因此，政府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压低工资水平，也是合乎推行这种发展战略要求的。此外，在城镇实行全面就业政策，无异于一种分享式的就业制度安排，工资自然也具有分享的性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