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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转轨为什么这么难 俄罗斯与中欧 经济 转轨都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具体的路径和措施异彩纷呈，因而各国的经济转轨的成效和存在的 问题 也不一样，尽管转轨进程仍在继续，但是没有人否认，两者相比差距在逐渐拉大。究其原因除了我以前谈过的“帝国后遗症”、 科学 主义、理性计划的成份导致的“可逆性”较差等原因外，［1］还有以下其他一些因素。 　　一、“半专制的弱国家” 　　经验证明，经济转轨的决心一旦下定， 政治 结构对转轨成效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一般地说，政治学 理论 把 现代 国家按政体（权力的来源）分为民主与专制，按国家权力运作的有效性与治理的力度、提供秩序产品的能力又分为“强国家”与“弱国家”。由此二维度可以分出四类：民主的强国家、民主的弱国家、专制的强国家、专制的弱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但是都有一个强势的高效政府。而在转轨时期，一旦市场化的战略已定，仅就效率而言，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就相对不重要，但强政府与弱政府的作用是巨大的。就常规而言，专制铁腕能有效地抑制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但强行配置交易权利造成的合法性缺失容易造成公正危机，并给长远的 发展 留下隐患。相反，民主博弈会使转轨中充满讨价还价的复杂谈判，增加制度变迁的效益成本，但由此形成的产权（交易权利）配置具有合法性，于长远发展有利。在公平方面，民主能有效遏制政务官的腐败，但对事务官腐败的制约则要视法治的好坏。而专制总的来讲会增加腐败，但一个“英明的”而有效的铁腕机制对官员尤其是事务官也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然而以上的优劣都要以政府的有效治理为前提，如果是治理效能低下的弱政府，那么上述民主、专制的各自的长处都无法发挥：专制弱政府无法抑制讨价还价，民主弱政府则无法保证交易权利配置的合法性，专制弱政府无法约束事务官，但民主的弱政府相对而言还是能对政务官形成约束的。因此，对转轨的有效和公正而言，最有利的是民主的强政府，其次是专制的强政府，再次是民主的弱政府，最糟的是专制的弱政府。 　　当然，民主与专制、强与弱都是有相对性的。叶利钦 时代 的俄罗斯如与斯大林时代乃至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甚至与剧变后一些中亚国家如土库曼、乌兹别克相比，无疑是民主多了，但在东欧范围内则无疑算是相当“不民主”的，与曾陷于无政府状态的波黑、塔吉克相比，俄罗斯的政府算是强的，但在东欧内部，叶利钦政府的有效治理能力比维谢格拉德（指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国）国家差多了。 　　按东欧的标准，民主国家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反对党的存在与竞争性选举。俄罗斯基本上未形成三权分立，总统犹如“民选沙皇”，反对党与竞选倒是有了，但也不如“北四国”规范。然而，叶利钦时期一方面集权，另一方面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下中央政府能力有限，地方诸侯强大，寡头争夺激烈， 社会 控制能力差，这也是“北四国”所没有的。如果在东欧内部比较，则“北四国”相对地算是民主的强政府，保加利亚算是民主的弱政府，专制强政府东欧基本没有，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应当算是比较专制的弱政府之典型了。 　　“比较专制的弱政府”给俄罗斯转轨造成的负面 影响 极大：由于民主欠缺，对政务官制约不利，俄罗斯转轨中权力寻租盛行，寡头坐大。而政府效能差，又导致俄罗斯长期无力整合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交易成本增加。叶利钦虽在中央一级集权，但对地方影响有限，各州及联邦主体单独选举，执政者有左有右，各搞一套，中央政令无论是激进“休克”，还是渐进改良，都难以有效贯彻。私有化原说要“分”，结果实际上赖了账，改“分”为“卖”，又为寡头操纵，名“卖”实送。可谓“分”没分了，“卖”没卖好，在效率与公平上都损失巨大。寡头的崛起最能反映俄罗斯政治体制的缺陷：民主的不足使社会无力制约前苏联体制下形成的权力精英以权圈钱，做大后又要挟政府，政府的无效又使他们反过来以钱弄权，以与政府签订“君子协定”保证其利益。前苏联无寡头，民主的东欧亦无寡头，唯叶利钦的俄国有之。另一方面，叶利钦十年不倒，病夫治国，俄国从未发生波兰、匈牙利式的左右轮流执政。但俄国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却比民主波兰忽左忽右的政府还要差。相比之下，波兰的瓦文萨与克瓦希涅夫斯基政治上势不两立，转轨政策却一直延续少变。叶利钦朝令夕改，诸侯们阳奉阴违，政府走马灯，投资者无法作长期预期。到了普京时代情况有所改变，克里姆林宫逐渐演变为“半专制的强政府”，被俄媒体称为“政府的克格勃化”，［2］一边拿“寡头”开刀，另外调整治国策略，加强国家干预。 　　二、俄罗斯与东欧经济结构的差异 　　俄国的经济结构与东欧相比也有相当突出的特点，首先， 工业 结构中重化工业的比重较大，其中军事工业以及与军事相关的产业比重十分突出，这一点在整个东欧是独一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