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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分析 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分析 　　一、引言 　　对国际贸易学说史的回顾与梳理表明，比较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是导致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动因。古典贸易理论中，为克服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与贸易现象之难题，以托伦斯、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构造了比较优势理论，在单一劳动要素、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为零等假设条件下，从国家之间技术（劳动生产率）相对差异的角度论证了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以赫克歇尔、俄林等为代表人物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将假设前提从单一劳动要素拓展到多种要素，但依然坚持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为零等假设条件，从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的角度论证了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以赫尔普曼、克鲁格曼等为代表人物的新贸易理论将假设前提拓展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部分新贸易理论模型甚至假定运输成本为正而不为零），在这些更为现实的假设条件下，主要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1]；发端于梅勒茨（Melitz，2003）[2]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进一步将分析视野从宏观和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微观层面，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的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3]；樊瑛，2007[4]）。从方法论上看，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是相对优劣的核心思想（陈寿琦，1982）[5]，其理论精髓在于相对比较，即双向的纵横之比较（梁琦、张二震，2002）[6]，这也是比较优势理论中比较二字的实质所在。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和贸易理论的演化，比较优势理论的外围保护带（即该理论的要素观和成本观）却存在着明显的广义化和多元化趋势。通过坚守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并拓展其外围保护带，我们曾提出国际贸易的全成本概念，并证明了如下命题：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杨青龙，2010）[7]。所谓国际贸易的全成本（full cost of international trade），从内涵看，它是某种物品的产权在跨国（或地区）转移中，发生于国际贸易过程，进而涉及生产和消费、经济和生态、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从外延看，它是以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为子系统的动态开放系统。其中，使用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代价为生产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价为交易成本；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为环境成本；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为代际成本。全成本比较优势（也可称之为综合比较优势）是禀赋比较优势、制度比较优势、环境比较优势和可持续性比较优势的有机统一（杨青龙，2012a）[8]。需要指出，对国际贸易进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彻底否定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坚持与继承比较优势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尝试从成本视角拓展其外围保护带，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学说。 　　然而，现实中要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对各国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有政府在市场中积极作为，方能形成对外贸企业具有约束力的全成本，从而促进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为此，本文先考察政府的政策目标，再分析政府为实现相应目标的政策手段，最后指出政府在四大成本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二、政府的政策目标：两对理性的相容 　　传统经济学证明，在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人们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会无意识地实现集体理性，即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对此，亚当斯密已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给予了详细证明。然而，当代博弈论的囚犯困境模型表明，现实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当个人出于自利的考虑并基于个体理性作出决策时，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也即现实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一定冲突。不仅如此，由于人们的短视行为，在追逐短期利益的过程中，还可能违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长期理性，从而出现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通常没有将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在完备的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机制下，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相容的。然而，由于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等要素在产权上的公有性，不存在完备的基于私人产权的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市场，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往往会导致对它们的供给不足或过度使用。比如，相对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言，现实中好的制度总是供给不足；再如，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极易出现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生态平衡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