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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一些发现及其解释 1导言 　　近年来， 中国 经济 的高速增长还能不能维持下去的问题正在引起 经济学 家更多的关注。这些年来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难度和 成本 似乎越来越大。而且，如图1所示，1994/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出现了显著而持续的下降趋势，尽管增长下降的幅度还值得进一步估算[1]。 　　更进一步，我们基于官方提供的增长率数据计算发现，1995年以来，不仅增长率的均值有所下降，而且变异系数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在1979-1994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0.36，而在1995-2000年则下降到0.13。这意味着经济的高度波动可能已被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所取代。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有理由怀疑，在“短期”的经济不稳定因素背后，1995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很可能反映了某种“长期”因素的制约作用。 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为了观察并考察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变动的长期因素，我们在本文计算了改革以来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模式，而且我们发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发散变动模式。我们通过分析进一步懂得，这个发散模式所提供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在中国，资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的变动是不太敏感的。这不仅反映出政府的力量在资本形成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意味着“资本深化”的加速可能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然后，我们构造了一个简单的理论说明了资本-产出比率变动的主要原因，并在经验上证实了我们的解释的合理性。它也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速趋势的背后，技术的选择偏差是主要的原因，因为技术选择的偏差加速了资本的深化过程，使资本的边际报酬过快出现了递减趋势。我们的这个发现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持续减速可能是典型的“外延”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短期需求波动造成的。短期的需求波动（指需求增长率的变化）应主要理解为经济增长减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在第2节，我们对改革以来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动关系做出经验的描述。第3节提供一个理论的讨论。第4节和第5节是经验的验证。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2经验观察及其含义 　　本文主要探求这样的长期因素是否存在。要观察这样的长期因素，根据（新古典）增长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我们可以选择从观察资本-产出比率的总量指标入手。我们对1979-1998年间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及其增长率做了计算（见图2和图3）。如图3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发现，在1994/1995年之前，改革显著改变了计划经济原有的封闭的发展模式，抑制了资本过度积累的速度，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被资本的增长所利用，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一时期，资本-产出比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略有下降（1979-1994年平均增长率为-0.89%）。但在1994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率的确显著而持续地上升了（例如，1995-1998年间的资本-产出比率平均年增长1.92%）[2]。其结果，资本-产出比率更显著上升了。 　　为了从整体上来解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我们先使用1978-1998年间的GDP的增长率对同一时期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做了一个回归观察。图4给出了两者之间的“散点”分布，直观地显示出了经济增长率与资本-产出比率的负相关关系。我们所估计出的线性趋势方程为： 　　（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 　　() 　　这个简单的经验观察显示，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方向是相反的。这个发散的模式可以通过比较图1和图3更加直观地显示出来：在经济增长加速的时期，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呈现出减速的趋势；而在资本-产出比率加速增长的时期，经济的增长呈下降的趋势。看起来，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来解释资本的形成方式与经济增长率的这个有趣的变动模式。 　　在给出这个变动模式的理论解释之前，我们先来进，若上升，则下降。根据我们定义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公式可知，在上升时若要下降，那么，至少不应有上升的压力，即可以下降或者不变。其次，同样根据估计方程，我们知道，当下降时会上升。而依照我们上面给出的资本-产出增长率的定义可知，在下降时若要上升，至少不应有下降的压力，换句话说，可以上升或不变。 　　上述简单的讨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变化却有重要的含义。因为资本存量的变动是 投资 的结果，因此，我们对经济增长率与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所估计出的方程显然是有理论意义的。粗略地说，相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资本存量的变动似乎基本是稳定的。也就是说，资本形成的速度对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