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梦想和现实之间.docVIP

疯狂的梦想和现实之间 　　“这是一个疯狂的梦想，但我们终于让它变成了现实！”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执行主席皮埃尔?卡兰姆（Pierre Calame）如是结束他在开幕式上的致辞。他的话，或者不如说他的雄心，他的气概，他无与伦比的坚定和自信，激起了全场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 　　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皮埃尔同时也是策划、主办这次大会的夏尔-雷波奥?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ondation Charles Leopold Mayer）及其支持的“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Alliance for a Responsible,Plural and United World）的总经理。在整个大会进行期间，到处可以见到他活跃的身影。我没有和他说过话，但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是被他迷住了。说“迷”也许有点夸张，也许说“钦慕”更准确些；但还是让我说“迷”吧，否则不足以模糊我从中析出的诸多复杂成分，包括惭愧、惆怅乃至沉痛。个人魅力在这里只是某种终端显示，事实上真正让我倾心的是形象屏幕背后跃动着的伟大文化抱负及其行为风格，那就是：面对当前人类社会的普遍危机和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我们拒绝对无可奈何感做出让步。我们相信，也看到地球上的人们有能力组织起来，建设一个更负责、更团结的社会，一个尊重人的尊严与文化差异的社会，一个生物圈的审慎而谦虚的管理者的社会，一个有着丰富的历史，关注未来，不断使其机制适应新形势的社会”，为此必须“永远不将思考与行动分离”（《夏尔-雷波奥?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概况与1996年/2000年规划》，第7页，第15页）。 　　说实话，最初在与邀请信一起寄至的会议材料中读到这些话时我没有太当回事。当然决非是无动于衷，甚至可以说当时心中确曾热乎乎地滚过久违的激情浪头，但也仅仅是一个排浪而已。浪峰跌落后，继之而来的是更深更大的迷惘和更为熟悉的无力感，仿佛那道突兀的激情之浪只是为了显示这种落差。对于曾经听惯、用惯，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反抗“大词”的我来说，那些来自另一历史语境的、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说法，似乎成了某种“存在中不可承受之轻”（或“重”）；而为了消解这种“轻/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追问：这些法国人究竟要干什么？我知道法国自十四世纪初腓烈四世起就有所谓“三级会议”的传统，而这次会议最初拟定的名称就叫“全球三级会议”，那么，他们是要借助某种古老的自下而上的权力模式，在谋求解决当前的人类问题的同时，推广自己的价值吗？如果是，其中又隐含着怎样的权力考虑？“联盟”或“大会”当然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力机构，那么，它会是一个压力集团吗？抑或是一个思想库？但不管怎么说，这类名称听起来都有点老虎吃天、大而无当的感觉。为了平衡这种感觉，当联系人再次来信，要求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地域文化特点，提供一份有关对人类现状的思考或建议文件时，我几乎是故意选择了一首今已不传的山东民谣作为解析对象，期冀以此“小而又小，想落天外”的方式，暗合，而不是迎合他们所探求的解决之道。 　　因此，直到2001年12月2日午后两点，与会者集合在各自所属的地区引导牌下，在一派喧天的鼓乐声中等候进场时，我心中持有的，毋宁说还是某种文化观光客的态度。我猜想中国代表中持有类似态度的远非我一人而已，否则人们不会对大会组织工作的某些失当或混乱如此敏感而津津乐道。法国人在这方面确实也不够周密甚而有点笨。最明显的莫过于在巴黎换乘时的安排：本来二十多人一辆大客车直接拉到里尔，既省时间又省事，或许还省钱；然而他们偏让乘高速列车，且疲疲沓沓毫无统筹观念，结果在机场接待处磨蹭两个半小时，到车站误车又白白等候近三个小时；虽说接待者都是些打义工的大学生，缺乏经验情有可原，但又倦又饿蜷缩在le salon的硬塑料椅上干耗不能不让人沮丧万分。如此的待客之道，如此的效率，而又是如此庞大的会，天知道会开成什么样子！那天我和同行的张炜兄可算是把各自的讽刺才能发挥了个够，最后想到或可多多逃会以为回报，才算找到了心理平衡。 　　但尚未等到开幕式结束我就已经明白：讽刺固然表明了私见之偏，逃会也是不可能的。这倒不是因为主人的周到和排场令人不好意思（四个多小时的开幕式，有一半时间用来逐一介绍与会代表），而是因为会议本身所凝聚的巨大的人文情怀从一开始就显示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与会的约四百五十名代表来自世界各地，从总统候选人、驻联合国大使到普通农民，涵括了不同的领域、阶层和职业，除我而外，可谓群贤毕至。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出席会议的各国退役军事将领竟达九人之多，其中包括四名上将，分别来自法国、印度、俄罗斯和加拿大；此外还有一人颇令代表们，尤其是中国代表另眼相看，此人当年曾是格瓦拉的弟子，现为非洲某国的农民领袖，头发花白，皮肤黝黑，五官紧凑，两眼精光四射，一望可知受过特殊的革命意志锻炼。阵容之盛同时也表明了主办者、与会者的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