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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 　　「摘要」法律样式是法律实践活动的宏观程序，有判例法、成文法、混合法三种类型。中国的法律样式经历了由判例法发展为成文法，再由成文法发展为混合法的“否定之否定”式的漫长历程。自西汉到清末，中国法律样式的总体面貌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与这一发展历程相适应，历史上的思想家曾用中国式的理论对这三种类型的法律样式加以诠释。判例法样式基本上能够适应宗法贵族政体的要求，它的理论支柱是“人治”和“仿上而动”的观点；成文法样式基本上能够适应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的要求，它的理论支柱是“两权分立”学说以及“君权独尚”、“缘法而治”的观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生活在成文法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发现了成文法的弊端，提出了“法类并行”的主张和迥异于西周春秋时流行的“人治”理论的另一种“人治”观点，为行将出现的大一统王朝贡献了礼法结合的治国理论，为未来的立法、司法活动设计了一整套方案，勾画出了混合法的蓝图。后世思想家对“议事以制”的反思，对人法之辨的归纳，都是沿着荀子的思路而展开的。在混合法时代，“法”与“人”的作用在理论上已经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截然对立的人法之争已不复见。 　　在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成文法的作用，每一朝代都制定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法典。但是，由于成文法典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欠，判例制度也始终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从西汉开始并延续到唐代的“春秋决狱”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此外，在无成文法典或成文法典中的条文与实际生活状况明显捍格不合时，历代统治者还有组织地创制和适用判例，并编纂成集。在创制适用判例的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政策起着指导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礼”。当判例积累到一定程度，其反复表达的某些法律原则便通过立法上升为法条，或者融进成文法典，或者成为法规的组成部分，或者索性分门别类地附在有关法条后面，使成文法条与判例合为一典，像《元典章》那样。成文法典与判例之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循环往复的关系，便构成了“混合法”的基本运作形态。这种法律样式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独制”和“事断于法”、“缘法而治”的观点。皇便是这个“独制”主义的实践者，他“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乃至“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g].这种“独制”是皇权对司法权的包揽。通过这种包揽，君主一方面维护了司法统一，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臣下的控制。然而，“独断”有时也会派生出“成文法”的异己因素-判例。由于这些判例是御批的，故尔具有与成文法律同等甚至更高的效力。在后来的封建社会，“成文法”和“判例法”之所以能够相互并行、循环往复，正是仰仗着皇帝的权威，因为两者都是围绕着皇权运转的。哪怕是良好详备的法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以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为核心，充分重视判例的价值。荀子的目的与其说是要把博闻强记、长于操作的执法工匠变成深明法理、得心应手的法律大家，毋宁说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法律活动方式。他绘制了一幅蓝图，这就是“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j]的“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尽无方之慝而胜天下之残”[m]；清末沈家本总结道：“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m]：“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儸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有其法犹贵有其人”[m].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