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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上） 　　内容摘要：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制度是现代不当得利制度的概念，在一些国家引起学者广泛的兴趣和关注，但我国学者对之研究甚少。我国《民法通则》对不当得利制度作了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规定，但没有对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制度单独规定，而实务中已出现大量的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案例，在法律适用上异常混乱。为引起学者对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制度的重视，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本文对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理论基础、构成要件、具体类型和受益人的返还责任等进行了分析，认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三个方面：因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利益、致他人受到损害、无法律上的原因；在受损与获得利益之间的关系上，认为获益与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由侵害他人权益取代，只要侵害他人权益并获得利益，就认为获利与他人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不当得利人的返还责任上，本文赞同获利说，认为获利人应返还其从他人利益上所获得的全部利益，包括获得利益和避免损失两个方面；文章还就我国目前关于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的立法和实务做了评析，并在分析之后提出了完善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思考，本文认为：《民法通则》对不当得利制度的粗糙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未来立法中应该增加对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制度的规定，以防止不必要的法律冲突，更好地规范此类行为。不当得利类型化的理论，不当得利的集体形态可以图示如下：所受损害的要求都有不同。　违反他人或共有人意思，未经权利人（或共有人）同意出租他人之物或共有物收取租金，与无权处分他人之物获取对价在法律性质上虽有所不同，但都是侵害他人权益获取利益，都是属于无法律原因而取得本应归属于他人的利益，违反权利内容，应构成不当得利。一头怀有猪崽的黑母猪，1987年5月1日，该母猪走失。被告刘某拾得后赶回家中，在1987年5月13日被告把该母猪赶去出卖被原告发现。原告多次向其索要，被告拒不返还，[16]原告于1987年6月起诉至县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母猪。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被告争执的母猪确系原告所丢失母猪，被告拾得后应该返还，经调解无效，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丢失的母猪折价款360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拾得的原告丢失的母猪属于不当得利，本应将原物母猪返还原告，但鉴于原告同意一审判决作价返还，不再变更，据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7]被告拾得母猪后拒不返还，构成对他人之物的无权占有，成立不当得利，因此该判决依照《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不无恰当，但是，因为被告并未取得该母猪的所有权，返还原告的应为母猪的占有权，是母猪的原物。唯在母猪被他人善意取得或不存在情况下才能要求折价返还。为在可以用其他法律制度解决纠纷的场合，不应该用不当得利法为依据解决。但如果不考虑不当得利制度已经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律制度，任衡平观念向不当得利制度渗透，这样极易造成法律手段的滥用，损害民法规定的其他制度的适用，妨害社会交易。例如，王泽鉴先生针对我国台湾最高法院关于买受人因物的瑕疵而溢收的价金若成立不当得利请求权，势必和物的瑕疵担保请求权竞合，其结果是物的瑕疵担保制度将被不当得利制度所取代。[27]所以，以衡平观念创设不当得利请求权，将破坏既存的法律制度。不当得利的核心，而在英美法中以获利是否正当为判断标准，这或许是两大法系关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最大差别。根据英美法长期的实践，构成不当得利，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即一方获利；获利是在他人受损的情况下获得；受益人继续保有该利益是不正当的。此争议，是由于学者对“损害”的含义和本质有不同的认识。台湾学者孙森焱认为，“损害兼指既存财产的积极减少及应得利益之丧失二种情形。应增加之财产而未能增加固属损害，此种情形受损人并不必证明该项事实如未发生，即确实可以增加财产，只须证明若无该项事实，依通常情形，财产当可增加，即为受有损害，例如无权源而使用他人之房屋时，不问该他人是否果有使用该房屋之必要抑或有无出租第三人之计划，即使该房屋荒废不顾，亦应认为损失相当于租金额之损害。盖所谓财产总额不限于具有金钱价值的权利总合，且包含随时可以使用收益的潜在价值，自不必斟酌受损人对于该财产有无使用之意思或有无使用收益之计划，只须依通常情形认为该项利益应归属受损人，即应命受益人将其利益返还，斯符合公平原则。”[36]尽管如有些学者所指出那样，这种见解对于解释我国民法上的“损害”有很大启示，[37]其在结论上肯定“不必斟酌受损人对于该财产有无使用收益之意思或有无使用之计划”，确实是真知灼见，但其仍然不能正确解释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制度中的“损害”：他仍然以传统的观点认为无权使用他人的房屋是受有“相当于租金”之利益，致他人受到“相当于租金之损害”，因此，其所说的“损害”也仍局限在侵权行为法上，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