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社会发展与个人自由——兼论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中的法理学问题（上）.docVIP

技术理性、社会发展与个人自由——兼论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中的法理学问题（上） 　　内容提要：当今社会，由技术进步所形成的技术理性统治和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公共政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使人们逐渐丧失自由和自己的决定权，法学也由此出现了困境。文章分析这种现状，并围绕国家编制产业技术政策中出现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评说。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应当在公共产品和市场逻辑中找到以实现自由为目的的出发点，并确立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法治目标，只有这样，这只“猫头鹰的起飞”才不必等到黄昏。）问题的理解，并不是建立在与法律（law）相互对立的基础上；相反，本文认为它们经常是相互交融、相互联系在一起的。[21]被公众所确认、所揭露、所抨击，因为公众在过于明显的来自外界——对西方而言来自东方，对东方而言来自西方——的威胁面前退却了。需要预先作准备、生活在濒危之中以及面临挑战，是同样明显的。我们忍受在和平时期生产毁灭性手段，极度的浪费，接受一种防御教育，这种防御使防御者和他们防御的东西都一样成为畸形。[32]少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在人们的相互交往尚未摆脱统治之前，自然界的那种仍被束缚着的主观性就不会得到解放。只有当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往，并且每个人都能在别人身上来认识自己的时候，人类方能把自然界当作另外一个主体来认识，而不象唯心主义所想的那样，把自然界当作人类自身之外的一种他物，而是把自己作为这个主体的他物来认识。[46] 　　因此，在社会学分析的现代视野中，技术理性统治仅仅是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后果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由此形成的官僚主义体制所具有的极权与专断，还存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这些，都是人们对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所持有的坚定不移信念的负产品。它导源于人们对发展理念的一种认识惯性，或者是对发展的固有倾向（immanent trends）——通俗地说，就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一种认识倾向。因此，社会学家们认为，“由技术导致社会变迁往往具有非计划的、似乎是必然的性质。一旦发明了一项新技术，一般来说，人们就不会顾其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重大潜在影响而去利用它。”[57]但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形象，用美国学者费雷（Frederick Ferre）的话来说就是，“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58]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对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花园的修理同样不能拒绝科学技术。借用科学家兼作家C·P·斯诺先生的说法：“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没有技术的伊甸园。我们不能检视自己，从任何个人救世原理中得到安慰，并依托于我们善良天性支持我们自己。谁要是这么做，就会从他自身所发现的最坏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幻想那里受到折磨：他未曾运用理性去探究非理性的东西。”[59]或“霸权”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至少有两个因素会影响他们的权威性：一是市场选择；二是技术变化。这两种因素往往决定了企业的选择和发展，因为市场经济下自治的企业必须根据市场和技术进行产业技术调整或改造。，如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取向上，政策与法律可以同构以外，在具体规则和制度方面，“合谋”很难以达成。一旦二者不能“合谋”，按照时下流行的博弈论来说，也就无法实现纳什均衡。在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中，就出现了“囚徒困境”式的情形。这就是目前我国在此方面的公共政策和立法都缺乏协调、并难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果的原因之一。　　当然，除了技术论和契约论之外，还存在很多的解释理论和方法，例如，科斯（Ronald Coase）运用实证的方法，证明传统意义上被政府公共生产的产品，在实际中被私人大量地提供着，而这个原因只在于灯塔与港口的联合提供。这一点，为大量公共产品的私人生产的信奉者提供了信心，也似乎发现了通过私人产品的排他性来获得公共产品排他性的手段。[88]另外，德姆塞茨（H. Demsetz）也证明，通过竞争的市场可以有效地提供具有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他将可以无成本增加消费者的产品称为公共产品，而把排他性作为假设条件存在。[89]但是，一种较为折中的理论还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 S. Mill，1806－1873年）提出的，我们姑且称之为“利益衡量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