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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花冈案件”的和解模式与对日民间索偿 　　1943年至1945年间，4万多中国平民和战俘被强掳到日本，并被迫从事超强度的苦役，其中有986人在日本秋田县大馆市原鹿岛组（现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所属下的花冈矿山服苦役。 　　2000年11月29日，在东京高等法院法庭的促成下，“花冈案件”的原告、被告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该和解引起海内外的媒体的高度重视，也被日本的有些媒体称之为：“这是中国人在战后民间诉讼索偿首次的解决并以和解的方式为结局，这一模式将为今后同类案件的解决树立典范。” 　　事实上，本次和解是在被告鹿岛建设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鹿岛公司）不负法律责任的前提下，由鹿岛公司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并以委托利害关系人中国红十字会管理，从而一揽子解决所有花冈事件的中国受害者的一种和解模式。对此，日本的不少媒体称之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甚至长期以来，对花冈受害人所要求日本政府以及企业谢罪赔偿的正义斗争一直采取攻击态度的一些日本右翼媒体，对这次的“和解协议”均破例给予赞赏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避开无谓之争的现实的解决方法。 　　在中国方面，一些媒体和学者也似乎以胜诉者的姿态对“和解协议”表达了赞赏。新华社北京在“和解协议”达成的次日（2000年11月30日，新华社北京电），强调了“奴役劳工的鹿岛建设公司已经承认当年的历史事实，并对劳工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谢罪。”一些新闻工作者也认为我们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为所有的花冈受害者讨还了公道，恢复了尊严。 　　不仅是中国方面的左翼，甚至是日本方面的一些右翼均对该“和解协议”予以高度评价，实在令人雾里看云，不得其解。如此一纸“和解”果真体现了公正和正义？笔者以为有必要对“花冈案件”的背景作一个概要的回顾，并对“和解协议”作一个法律上的剖析。 　　一花冈事件的由来 　　1942日本为补充国内劳力不足，通过了名为“华人劳务者移入”的内阁决议。1943年到1945年间，4万多中国平民和战俘被强掳到日本，并被迫从事超强度的苦役。在秋田县花冈镇为鹿岛组工作的986名中国劳工在极度饥饿、虐待之下，不到一年就惨死30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鹿岛公司不仅没有与这些劳工签定任何劳动合同，而且也没有向他们支付过任何的工资，他们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期间伴随的是棍棒和鞭子的殴打，完全过着奴隶般的生活。1945年6月30日，为维护民族尊严，劳工大队长耿谆率领众人奋起暴动，结果惨遭日本军警血腥镇压，有130多人被严刑拷打致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花冈惨案”。至1945年12月，在鹿岛公司奴役下的986名中国劳工，有418名死于非命。1948年3月，在审判B、C级战犯的横滨军事法庭上，鹿岛公司职员和有关警察5人分别被处以死刑和有期徒刑。1984年“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开始与鹿岛公司进行交涉，1989年12月，幸存者聚会北京，向当年残酷奴役过他们的鹿岛公司发出公开信并提出谢罪、赔偿、建立纪念馆等三项要求，就此拉开了中国人民追究日本企业战争责任的序幕。1990年7月5日，在谈判代理人新美隆、内田雅敏律师，以及田中宏、林伯耀等人士的努力下，鹿岛公司和花冈受害者发表了《联合声明》（日文名为《共同发表》）。在这项《联合声明》中，鹿岛公司承认了中国劳工被强征并被强迫劳动的历史事实、认识到自己应负的责任，而且鹿岛公司在《联合声明》中表达了向中国劳工幸存者及遇难家属表示了深切的谢罪之意，并认为应该通过协商尽快解决该问题。1995年6月28日，因鹿岛公司迟迟没有履行承诺，耿谆等11名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及遗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鹿岛公司。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在突然中断审理之后，以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作出了驳回中国原告一切诉求的一审裁决。1997年，12月12日，耿谆等11名中国原告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1999年9月10日，东京高等法院审理此案的三名法官（法庭庭长为新村正人）意识到以和解的方式解决花冈案件的重大意义，于是对当事人双方正式下达了“和解劝告”。2000年11月29日，经过20多次艰难曲折的法庭调解，终于达成上述内容的和解。 转贴于论文联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