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对《中国法制史》编撰的一点看法.docVIP

温故而知新:对《中国法制史》编撰的一点看法 温故而知新:对《中国法制史》编撰的一点看法 近年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来，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法学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高校法学教育的理念、目标、模式、方法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基础理论课，肩负着提高法科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重任，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因学科内容时间跨度大、资料纷繁庞杂、与现行法制有较大差异等而导致学生学习兴趣减弱和出现畏难情绪等消极现象，直接影响到课程的教学效果，更是影响到法史研究人才的后续培养。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法制史教材的编写成为重中之重。 　　一 　　自清末建立的法政学堂和京师大学堂等高等学校里开设中国法史学方面的专门课程（当时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中国历代刑律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等名称）以来，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而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历史则更为悠久，可以远溯至历代史书之中的《刑法志》，属于典制体史学范式。至近代，西学东渐，学法东瀛，法史学教材体系和内容及研究范式发生明显变化。以沈家本《历代刑法志考》为代表开近代中国法史学研究之先河，一代大家梁启超更是以新史学观奠定了近代中国法史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范式。与之相应，中国法制史的教材编写体例及内容也渐趋稳定。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变迁发展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内容庞杂，虽然自近代以来，各种法制史教材删繁就简，详略并重，但总体上来看，其内容仍显得过于厚重，目前绝大多数教材字数都在40万字以上。 　　1949年以后，受苏联影响，法制史教材政治化，强调阶级性，其编写体例和内容均发生明显变化，法制史研究陷入僵化的阶级决定论，对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基本摒弃。因此，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也就被简化成为一部简单的阶级压迫史，忽视了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科学性、民主性的特点。直到1978年以后，法制史教材的编写及研究和教学才逐渐摆脱政治化倾向，向着学术方向发展。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法制史教材的编写及研究更是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不论是教材的数量、质量，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张晋藩、朱勇、叶孝信、杨一凡、范忠信等主编的教材，吸收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站在教材的最前沿，成为教材编写的精品和楷模。但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由于学术繁荣催生的大量法制史教材内容重复，从篇章体例到形式、内容都在重蹈前人覆辙，没有突破前人的成就，甚至还有一些版本教材内容之间相互矛盾，从而形成目前法制史教材泛滥而少精品的现象。 　　此外，当前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大多采用按照朝代分编的编排方式，虽然该体系便于学生以时间为线索掌握每个朝代的法制建设成就，但对于具体制度的变迁却缺乏系统的阐释，容易导致学生无法理解掌握具体法制的历史演变。且教材内容文言文较多，文字生疏，缺乏必要的图示或文字解释，导致学生难以理解。同时，多数中国法制史教材只满足于文本的撰写，没有现代化手段支撑，缺乏丰富的表现力和良好的交互性，无法实现动态并及时更新，缺乏网络技术的支持使教材存在天然的缺陷。 　　可见，目前国内法制史教材从编排体例，到知识内容均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其既无特点，又无新意，趋于保守状态，甚至于无法满足现代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需要。如此状况，自然对当前渐趋边缘化的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是当前法史学界应当深思的问题，同时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二 　　与大陆法制史教学与研究相比较，台湾的法制史教材编写在量上是远远不及大陆的，但其教材的编写水平却丝毫不逊于大陆。虽然我并没有见到最新的教材，但戴炎辉、李甲孚、张金鑑等人撰写的中国法制史却可以证实这一点。不可否认，这些教材也有其不足之处，但其体例和知识点的编排，均具有自己的特点，并能结合法学界的各项研究，可谓是匠心独具，令人耳目一新。下面就以戴炎辉先生所著为例略加比较分析。 　　戴炎辉，台湾著名的法制史学家，1909年11月28日出生于台湾省屏东县，1992年7月3日病逝，享年84岁。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获法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77年获韩国中央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学院，其后又曾任司法院大法官、院长等职。一生著述丰硕，有《唐律通论》、《中国亲属法》、《中国继承法》、《中国法制史》、《台湾省通志》、《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文物》等。戴炎辉先生的影响不仅见之于台湾的法学研究，而且及于台湾的司法实务，他是一个处新旧交替及中外交会之际不可多得的法律学者。 　　戴炎辉先生所著《中国法制史》最初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于1966年（民国五十六年），先后再版多次。全书共分五编：法源史、刑事法史、诉讼法史、